5．2．1 新一代农村工的变化和特征<br> 对于一代农民工，由于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受教育程度非常低，在城市中主要从事露天重体力劳动，多数人还要兼顾农村的田地，属于流动性极强的群体。曾经一度被称为“盲流”。这一代农民工在二元结构下很难获得城市居民的认可，加上无法享有城市的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不高，很难居留在城市。随着年龄的增长，这部分人在城市里面无法找到工作后，开始大量退回农村，基本是出来多少就回去多少的。<br> 与上代相比，第二代农民工具有如下特征：<br> 1．文化程度有所提高。与一代农民工不同，第二代农民工无论在受教育程度，还是在工作条件上，都要优于一代农民工。对农民工的年龄结构的调查显示，目前16—30岁的占61%，31—40岁的占23%，41岁以上的占16%。这些农民工的文化程度虽然依旧较低，但是初中文化程度的已经占66%，高中文化教育的占11.5%，并且这部分人中有16%-30%的人接受过就业培训。<br> 调查还显示，在农村，越来越多的毕业生离开校园即加入进城务工的行列，他们的人数占农民工总数中的第一位。特别是女性青年农民工，外出前是在校生的比例显著高于男性。据北京市的最新调查，新一代农民工中，初中文化程度的占52.2%，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的占32.7%。<br> 2．从事的行业有了变化。尽管他们在城市从事的职业还是属于劳动密集型工作，但是就业结构有所改变，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进人工厂、车间，在相对好的环境里从事劳动工作。调查显示，目前农民工中，从事制造业的占30.3%，建筑业占22.9%，餐饮、服务、批发零售业占21.7%，其他占25.1%。<br> 3．农业生产技能减少。第二代农民工尽管在户籍上还是归属于农民，但是他们中的多数人实际上从离开学校后就进城务工了，很少参加农业劳动，不具有农业生产的基本技能。他们中的多数人如果回到农村，将很难胜任农业生产。<br> 4．城市生活的烙印加深。第二代农民工虽然也存在身份认同的困境，但是城市生活、工作的经历改变了他们的思想观念，他们开始有了较强的主体意识，不再认可自己的农民身份，对家乡的社会认同程度在下降，对城市的认同程度高于一代农民工，也更加倾向于城市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与他们的父辈不一样，“想长期在城里安家立业”是多数青年农民工的第一选择。<br> 第三代农民工是一个比较含混的概念，因为这个群体的实际发展情况取决于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施行情况，还取决于农村社会发展的实际。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现在生活在城市里的农民工子女，他们对城市的认同度比起他们的祖辈、父辈要高得多。随着政府提供给农民工的保障逐步到位，这些孩子将在城市里接受较为完备的教育，甚至将来可能获得与城市孩子一样的升学机会。这些孩子更加不具备农村生产、生活的各种技能和常识。对于土地的疏离感也更加强烈。他们中的许多人一方面感受到城市带给他们的不适应，另一方面他们几乎认为自己就是城里人，让他们回到偏远的农村从事繁重的农业劳动几乎不可能。这个庞大的“三代农民工”可能跟父辈一样，由于长期在城市生活、发展，接受先进的文化教育和丰富的资讯，他们的主体意识会更强，也会在学习城市的各种规范中培养现代化必须的基本素质，获得适应社会化生产的技能。事实上，这个过程的持续演进，契合了党和政府提高人民素质的基本要求，可能成为我国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的重要助推力量，并培训出和谐社会必需的具有较高素质的建设者。<br> 5．2．2 “第二代农民工”的市民化面临严峻挑战<br> 目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前沿挑战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第二代农民工的市民化。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年龄的增大和逐步返回农村，第二代农民工陆续进入城市并成为农民工的主体。这部分人成长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与其长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在文化程度、人格特征、打工的主要目的、城市认同感、生活方式、工作期望、与农村家庭的经济联系等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也迥然不同，他们的“城市梦”也比他们的父辈更执著，他们中间大多数人不愿意在结束了若干年的打工生涯后回乡务农，而且更加值得关注的是他们中间绝大多数根本没有务农的经历和经验。<br> 第二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面临的挑战突出表现在：<br> （1）他们的劳动供给和就业行为明显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在不同时代成长的农民工有着不同的阅历和自身不同的特点，导致他们追求目标、偏好等不同，因此，仅仅将农民工视为同质群体的传统研究方法不能了解当今农民工劳动市场的供求状况。从经济学的角度说，第二代农民工因为他们的效用和目标函数与第一代农民工的差异导致了他们的劳动供给函数及其在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均衡点与厂商需求之间存在“缺口”而出现“民工荒”现象。<br> （2）他们对社会保障的需要胜过第一代农民工。在心态和观念上，第一代农民工更接近于农民，对城市认同感较低，即使在城市中无法生存时，还有回乡务农的最后一条退路。第二代农民工更接近于市民，对城市的认同感较高，但与城市劳动力相比，由于缺乏必要的专业技能和进人正规就业市场的本领，心中过高的期望与所面对的非正规就业市场，形成巨大落差，在城市中无法实现真正立足，但也不愿甚至没有能力退回到农村中务农，成为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真正的“两栖人”。第二代农民工不仅需要劳动权益的保护，而且需要社会失业救急网络的保障。<br> （3）他们的市民化问题如不能顺利解决，将直接关系到城乡的社会稳定。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第二代农民工是更需要市民化、也是更容易市民化的群体。他们更加渴望城市的文明，意识和行为已接近于城市人，但因为个人、制度和市场等多方面原因依然滞留在农民工队伍中。随着第二代农民工进入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如果长期不能迈过市民化这道“门槛”，累积到一定时期和规模时很有可能引发为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br> 5．2．3 实现代际顺利转换，促进社会和谐<br> 首先，要加大农民工利益维护和保障的制度建设。从实践层面看，我国的农民工问题主要体现在工资偏低，拖欠工资现象较为严重；劳动时间较长，事故易发，社会保障程度偏低；培训就业、子女上学、生活居住条件还存在较大困难；有效的利益维护机制尚未建成等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政府出面予以解决，并引导社会力量关注农民工的利益维护问题，避免他们成为城市中既缺乏保护也缺乏约束的社会群体。<br> 其次，第二、三代农民工在城市的长久居住要求城市管理者在协调利益、配给资源上作出更大的努力，确保农民工共享增长的福利。这个过程与和谐社会建设相契合，需要城市管理者将农民工问题和城市低收人群体的利益维护统筹考虑。同时要在农村建立健全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br> 第三，劳动力输出地和用工单位要加大外出农民工的培训力度，提高他们的劳务技能。我国已经制定的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需要得到政府和社会力量的共同支持。<br> 第四，随着农民工大量离开土地进人城市，在解决农民工后顾之忧的同时，如何做好农民工的土地安置、解决农村存在的土地撂荒问题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农村土地规模经营的速度有可能大大加快，相应的土地政策也需要进一步调整完善。当前需要把农村失地农民的利益保障和农民工问题统筹考虑。避免由于土地问题造成的社会不稳定。<br> 第五，在宏观上加强对农民工流动的引导。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从新农村建设中寻找对策。新农村建设需要有效的产业支撑，即要通过发展农村经济加大农村人口就地转化的力度。因此，结合新农村建设，完善农村环境，推动农村产业发展，实现农业收入增长，把目前我国农村尚有的1.5亿-1.8亿富余劳动力中的一大部分就地消化，这将极大缓解城市的就业压力，并且有可能将熟悉工业技术的第二代农民工吸引回农村从事工业生产。<br>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