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无奇不有，”他那肥胖的身材还没有出现在门口，便能听见他的声音，“你的伯尔尼警察局的人，干的是什么啊，尊敬的路兹?开枪射杀我的当事人加斯特曼的狗，一条罕见的南美种狗，还打断了文艺演出，阿纳托尔·克劳斯哈尔一拉法艾里是世界闻名的钢琴家。瑞士人毫无教养，没有世界观念，丝毫没有欧洲思想的痕迹。只有一个办法对付他们，让他们去当三年新兵，受受教育。”
路兹一看到他的党内同伴出现就脸色苍白，害怕他的无止境的长篇大论，他请冯，施文迪坐下。
“我们目前正陷在一件最最困难的侦查案件里，”他故作惊人地说道，“这些你全明白，这个案件是那个青年警察的主要任务，用瑞士尺度来衡量他是极有才能的。那个老探长，他也参与此案，则是一块锈铁，这是我的看法。我很可惜那条罕见的南美种狗的死，我也养狗，也爱狗，我也会对它们进行特殊的、严格的训练。恰恰是人类对于犯罪完全缺乏想象力。我方才想到芝加哥，我看我们的情况简直是可怜。”
他中断了片刻，吃了一惊，因为冯·施文迪目不转睛沉默地凝视着他。然后他接下去讲，但是口气完全犹豫不定了，他想知道，被杀的施密特是否星期三曾在冯·施文迪的当事人加斯特曼家作客，正如警察局根据一定妁理由所断定的那样。
“亲爱的路兹，”上校回答说，“我们两人之间打开天窗说亮话。你们警察局的人对此完全一清二楚；难道自己会不知道自己干的事么?”
“您这是什么意思，国会议员先生?”路兹慌乱地问，不自觉地又用您宇称呼；因为他从来没有习惯用你字称呼。
冯·施文迪往后一靠，两手对握放在胸前，露出了牙齿，摆出一副姿态，是一位上校兼国会议员这种地位的人所具的姿态。“博士先生，”他说，“现在我倒真正想弄明白，为什么你们要把施密特派遣到我们勇取的加斯特曼身边来。在汝拉山区那边发生的事，和警察局毫不相干，我们早就没有盖世太保了。”
路兹好像从云端掉了下来。“我们怎么把施密特派遣到你们那位当事人身边啦?我们和他素不相识。”他窘迫地问，“我们总不能对一件谋杀案丝毫不加调查吧?”
“要是你们丝毫不曾想到施密特化名普郎特尔博士，以慕尼黑的美国文化史讲师的身份参加了加斯特曼在他拉姆波因寓所举行的社交活动，你们警察局全体人员理应以缺乏侦查能力五条件地被解雇，”冯·施文迪断言道，激动地用右手的手指敲击着路兹的写字桌。
“对此我们确实一无所知，亲爱的奥斯卡，”路兹说，大感轻松，因为就在这一瞬间他记起了他久久想不起来的这位国会议员的名字。“我也同样怀有极大的好奇心。”
“啊哈，”冯·施文迪干巴巴地应了一声，沉默了。这时路兹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处于下风，凡是这位上校希图从他这里得到的，他将不得不在一切方面步步退让。他无助地瞧着特拉夫勒的画，瞧着行进的士兵、飘动的瑞士旗帜和坐在马上的将军。国会议员满怀狂喜地注意着预审官的窘迫情状，最后随着“啊哈”一声，他又同时添加一句道：“警察局也怀有极大的好奇心；警察局也对此一无所知。”
何等不愉快，冯·施文迪无情的手段使他陷入不能忍受的境地，但是预审官仍然必须承认，施密特去加斯特曼家既非工作任务，也没有让警察局方面知道他在拉姆波因的访问。施密特所采取的纯粹是私人行动，路兹无力地结束了自己的解释。可是施密特为什么采用化名，至今对他仍是一个谜。
冯·施文迪弯下身子，用一双布满红丝的眼睛瞧着路兹。“这就说明了一切，”他说，“施密特是在替一个大国当时谍。”
“你这是什么意思?”路兹问，比方才显得更为狼狈。
“我认为，”国会议员说，“现在警察局首先必须查清，是什么原因促使施密特去加斯特曼家的。”
“警察局首先必须要对加斯特曼进行调查，亲爱的奥斯卡，”路兹反驳说。
“加斯特曼对警察局毫无危险，”冯·施文迪回答，“我也不愿意你或者你们警察局中的任何人和他交涉。这是我的愿望，他是我的当事人，而我来这里，就是为了使他的愿望得到满足。”
这个肆无忌惮的答复几乎压倒了路兹，使他最初几乎无言以对。他点燃一支香烟，昏乱中没有向冯·施文迪敬烟。然后他在自己的椅子中坐正身子，对答道：“施密特曾去加斯特曼家，这是个事实，很遗憾，警察局不得不向你的当事人进行调查，亲爱的奥斯卡。”
冯·施文迪没让自己受迷惑。“事实是你得迫使警察局首先和我打交道，因为我是加斯特曼的律师，”他说，“路兹，你遇见我应当高兴才是；我不仅愿意帮助加斯特曼，也愿意帮助你。当然整个事件使我的当事人很不愉快，但是你应该比他更为苦恼，因为警察局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一点成绩。而且我还很怀疑你们在这个案件里会有任何一点线索。”
路兹回答说：“警察局几乎把每一件谋杀案都破获了，这是肓案可查的。我同意我们在施密特案件中遇到了一定困难，但是我们过去也遇到过这样情况的，”——他中断了片刻——“我们先记下值得注意的结果。因此我们自然而然要到加斯特曼那里去，这也就是加斯特曼派你到我们这里来的原因。遇到麻烦的是加斯特曼，而不是我们，是他必须说明施密特事件，而不是我们。施密特曾经在他家，尽管用的是化名；恰恰就是这个事实使警察局有责任同加斯特曼进行联系，因为被害者的不平常行为首先就要加斯特曼负责。我们可以和加斯特曼达成协议，但只能在这样的条件之下，那就是你能向我们作出完满的说明，为什么施密特用化名访问你的当事人，而且去了很多次，这是我们的判断。”
“只是匆匆见了一面。”洪格尔托贝尔惊惧地回答，脑子完全弄糊涂了。那副眼镜终于又戴了上去。
“你瞧，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厂探长继续往下讲。“下列答案也是完全可能的：死在汉堡的是从智利回国的内莱，而艾门贝格却从斯图霍夫，他在那里顶着内莱的名字，回到了瑞士。”
洪格尔托贝尔摇着头说，要替这么特殊的论点进行辩护，首先非得假定他们犯有罪行。
“完全正确，萨穆埃尔!”探长点头称许， “我们必须假定内莱是被艾门贝格所杀。”
“我们也有同样的权利作出恰恰相反的假设：是内莱杀害了艾门贝格。你的想象力显然太无边无际了。”
“你的论点也是正确的，”贝尔拉赫说，“我们也可以假设这种情况，至少在目前推理阶段可以如此推论。”
统统都是胡，说八道，老医生火了。
“可能的，”贝尔拉赫不动声色地回答。
洪格尔托贝尔竭力为自己辩护。采用这种原始方法，如同探长目前对付实际情况所采用的方法，可以轻而易举地证明人们愿意证明的一切。总而言之，采用这种方法，一切都会成为问题的，医生说。
“一个刑事专家有责任对现实提出疑问，”老人答复说，“事情就是如此。在这一点上我们应当像哲学家那样做研究工作，也即是说，要学习他们在从事某件本行工作之前，先对一切进行怀疑，不论是对于如何去死的技巧，还是对于死亡后的生活问题作出最美妙的结论，区别仅仅在于我们的能力也许不如他们。我们两人提出了不同的论点。一切情况都是可能的。这是第一步。下一步就得由我们来判断不同论点的现实可能性。可能性和现实性是两码事。可能性远远不是现实性。因此我们首先必须先研究我们论点的现实可能性程度。我们面前有两个人，两个医生：一个是内莱，一个罪犯，另一个是你年轻时就认识的艾门贝格，苏黎世宋纳斯泰医院的院长。我们基本上提出了两种论点，两种都是可能的。一眼看去，它们的现实可能性程度全然不同。一种论点认为艾门贝格和内莱之间毫无关系，看来现实性大些；第二种论点是他们两人有关系，现实可能性小些。”
事实如此，洪格尔托贝尔打断了老人的话，他一直就是这个意见。
老人依然沉默。
“你大概不相信我会释放你?”艾门贝格问。
仍然没有回答。
“为了好运气，你也该说嘛，”医生敦促探长，“即使你不相信我说的话，你也可以坦白坦白你的信仰嘛。也许只有你的信仰还能够挽救你。也许这已是你的最后一次机会，一次不仅救你自己，还可以拯救洪格尔托贝尔的机会。现在还有时间给他挂电话。你找到了我，我也找到了你。我的戏总有一天会演完，我的算计总有露出破绽的时候。为什么我不会输呢?我可以杀死你，我也可以释放你，这当然意味着我的死亡。我已经达到如此境界，我可以摆脱自己，像对待一个陌生人似的对待自己。我可以保护自己，也可以毁灭自己。”
他稍稍停顿片刻，紧张地注视着探长。“我将做什么事，其实无所谓得很，”他继续说，“我已经征服了阿基米德点，已经不可能到达更高的境界了，这是人们所能达到的最高点。这也是在这个毫无意义的世界上、在这个业已死亡的物质的玄妙崇拜中惟一有意义的事情，它像一具无比巨大的腐烂尸体，永恒不断地制造出新的生命和新的死亡。但是我仍然——这就是我的恶意所在——要把你的自由和一个下流的玩笑，和一个极其简单的条件联系起来：你得像我一样把自己同样巨大的信仰拿出来。拿出来吧!对于善良的信仰在人类心中至少应该和对于罪恶的信仰同样强烈!拿出来吧!人世间没有什么事比亲眼目睹我自己进入地狱更让我感到有趣了。”
人们只听见挂钟的嘀嗒声。
“那么你就讲讲事实本身吧，”艾门贝格等待片刻后又继续劝说，“只是出于对圣子的信仰，出于对正义的信仰。”
挂钟，只听见挂钟的嘀嗒声。
“你的信仰，”医生大声尖叫，“把你的信仰拿出来!”
老人躺着，双手紧攥着被子。
“你的信仰，你的信仰!”
艾门贝格的声音好似一种金属的撞击声，好似一阵长号的鸣向，打破了无边无涯的、灰色的苍穹。
老人沉默无语。
于是艾门贝格那张渴望获得回音的脸变得冷酷而淡漠了，只有右眼上的疤痕仍然通红通红。当他疲惫而冷淡地背转身子朝门口走去时，好似突然发作了一阵恶心。房门轻轻关上了，探长周围臣一片耀眼的蓝光，房间里只听见那架圆圆的挂钟不停顿的嘀嗒声，好像是老人自己的心脏在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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