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茨基站在维希尼奥瓦大街的拐角处。这意味着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他见我来了，赶紧走开。我竖起衣领跟着他，与他保持几步远的距离，紧盯着他，以免在黑暗中走<br> 失。街上空空荡荡；路灯很暗，这是按照战争爆发以来实行的规定做的。我得当心，不要在路灯下遇见德国人，否则的话，德国人有可能认出我的脸。虽然我们走的是最近的路，而且走得很快，可是好像总走不到头。最后，我们终于到达了旅途的终点——维希尼奥瓦大街10号。我将要藏在六层楼上一个画家的画室里，这个画室由彼得·佩尔科夫斯基支配，他是当时秘密抵<br> 抗德国人的乐师群体的一个领袖。我们一步迈三级阶梯，赶紧上了楼。雅尼娜·戈德莱夫斯卡正在画室等着我们；她显得很紧张，很害怕。看到我们来了，她放心地舒了一口气。<br> “啊，你们可来了!”她双手握在一起高举过头。她又对我说：“只是在安杰伊出发去接你以后，我才意识到今天是二月十三日——不祥的数字‘十三’。”<br> 八月十九日，在一片喊声和枪声中，德国人赶走了住在菲尔特罗发大街别墅里的那户人家。现在这片居住区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党卫军到我藏身的大楼来的次数更多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能活多久呢?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在那以后，我的惟一的出路还是自杀，而且我没有别的自杀手段，只有一个刮脸刀片。我只能用刀片割断动脉。后来我在一个房间里找到一点大麦，到木工房用炉子做熟，到了夜里热一热，一连吃了好几天。<br> 八月三十日，我决定还是回到街对面那幢烧毁了的楼房去，因为大火已经烧得差不多了。半夜一点钟，我带着一罐水离开了医院大楼，悄悄地溜过马路。起初我想去地下室，但那里的煤炭还在冒烟，因为德国人曾不断往那里放火，于是我就藏到四楼一个套房的废墟里。那里洗澡盆的水是满满的，虽然是脏水，但毕竟是水。大火没有烧着食品柜，我在里面找到一袋面包干。<br> 在那里待了一星期之后，我有了一种可怕的预感，于是我又换了地方，上了阁楼。那阁楼只有四面木板墙壁，屋顶早已掉进火里烧掉了。那天乌克兰人到楼里来了三次，去没毁坏的套房里找值钱的东西。他们走了以后，我回到四楼我前一个星期曾藏身的房间。先前的大火已经烧光了屋里的东西，只剩下一个镶瓷砖的炉子，而那些乌克兰人把炉子砸了，瓷砖都碎了，他们大概是想找金子。<br> 像成年人走私一样，孩子们也是冒着丧失生命或肢体致残的危险在干这种勾当。一天，我正沿着隔离墙走，看见一个小孩在弄私货，似乎马上就要成功了。那个犹太小孩还在墙的另一<br> 边，他的货已经塞进了通口，他只要跟着进来就没事了。我看见他那瘦骨嶙峋的身影已过来了一半，突然听见他一声尖叫，此时，墙那边传来一个德国人粗哑的吼声。我赶紧跑过去，想把孩子从通口里拉过来，尽管我们用了很大力气，可他的屁股被夹在排水沟里动弹不得。我使出全身气力拉他的两只小胳膊，可他的叫声却越来越惨，我能听见墙那边警察狠命打人的声音。等我把那孩子拉过来的时候，他已经死了。他的脊梁骨被打断了。<br> 实际上，犹太聚居区的人们并不是依靠走私物品过活。从隔离墙那一边私运过来的东西都是波兰人给那些最穷的犹太人的捐赠品。真正的经常性的走私买卖都是像科恩和黑勒那样的大人物干的；对他们来说，那很容易，而且很安全。警察收受贿赂之后，在双方约定的行动时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于是成队的马车就在他们的默许下从他们的鼻子底下赶进犹太聚居区的大<br> 门，车上装载的全是食品、高档烈酒、豪华佳肴、希腊进口卷烟、法国花哨商品以及化妆品。<br> 在现代咖啡厅里，我每天都亲眼目睹这些走私商品。这家咖啡厅是有钱人经常光顾的地方，他们佩戴金银首饰，浑身珠光宝气，在那里消磨时间。打开香槟酒瓶时发出的砰砰声响此起<br> 彼伏，女招待们打扮得妖里妖气，在摆满美酒佳肴的咖啡桌之间跑来跑去，伺候那些发战争财的投机商们。在这里，我丧失了两个方面的幻想：一是关于我们的团结精神，二是关于犹太人的音乐素质。<br> 乞丐是不准在现代咖啡厅门外逗留的。那些肥头大耳的门卫会抡起大棒把他们赶走。也有人力车拉着男男女女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他们冬天穿着昂贵的毛料衣服；夏天穿着用法国<br> 丝绸做的服装，戴着考究的草帽。在他们快到咖啡厅门卫用大棒保卫着的区域之前，他们自己就用手杖驱赶围上来的乞丐，连脸都气歪了。他们一点也不肯施舍，认为施舍会使人堕落。还<br> 说，如果你也像他们那样努力工作，也能得到同样丰厚的收入，机会人人都有，如果你不懂得在生活中如何进取，那是你自己的过错。<br> 这些人到这家宽敞的咖啡厅来只是为了谈生意而已，他们刚刚围着小咖啡桌坐下，就开始抱怨起来，什么时世艰难啦，美国犹太人不团结啦，等等。他们在瞎扯些什么啊。这里的人们<br> 快要饿死了，连一口饭都吃不上。这里正发生骇人听闻的事情，而美国新闻界却只字不提，大洋彼岸的犹太银行家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劝说美国对德国宣战，假如他们想劝的话，本来是很容易做到的。<br> 在现代咖啡厅里，没人注意听我弹琴。我弹得越响，那些吃吃喝喝的人说话的声音就越大。我每天都在和他们竞赛，看谁能把对方的声音压下去。有一次，一个顾客竟然打发侍者过来<br> 让我停下来，因为我的琴声妨碍他测试金币，那些面值二十美元的金币是他刚从一个客人那里得来的。他用金币轻敲大理石桌面，然后捏起来举到耳边，仔细倾听金币震颤的声音，那是他惟一感兴趣的音乐。我在那里没干多久，后来，谢天谢地，我在干草大街上的一家餐厅谋到了一个职位。这家餐厅与现代咖啡厅不同，常有犹太知识界人士来听我演奏。在这里，我确立了自己作为艺术家的声誉，也结交了很多朋友，后来我和他们共同度过了愉快的时光，也共同经历了艰难的岁月。常来这里的客人当中，有一个叫罗曼·克拉姆什图克(Kramsztyk)的画家，他极有天赋，是亚瑟·鲁宾斯坦和卡罗尔·席曼诺夫斯基的朋友。当时他正在创作描绘犹太聚居区生活的系列组画，场面很壮观。他那时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后来会惨遭谋杀，也没想到那些画作中的大部分后来会散失。<br> 最坏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一个居住区的全体居民，大约五十万人，将要被重新安置。这似乎很荒唐，没有人能相信。<br> 最初几天，这一行动采取类似彩票摇奖的方式进行。军队随意包围楼房，有时在聚居区的这个地方，有时在聚居区的那个地方。哨声一响，楼里的居民都得出来到楼前的院子集合；他们都被装进马拉的大车，运到“集中转运站”去，男女老幼无一幸免。然后这些受害者又被塞进火车车厢，不知被运到哪里去了。<br> 一开始，行动完全由犹太警察队实施，由德国行刑官的三个助手负责，他们是舍林斯基上校、莱伊金上尉、埃尔利希上尉。他们和德国人一样危险，一样无情。也许他们比德国人还坏，因为他们找到那些没下楼集合的藏起来的人时，可以轻易答应不追究，只要给钱就行。他们对眼泪、乞求，甚至对孩子们绝望的哭声都可以无动于衷。<br> 所有的店铺都关了门，犹太聚居区的一切供应也断绝了，因此两三天后就闹起了饥荒，每个人都受到了影响。人们在为吃饭问题而发愁的同时，又开始为一件更要紧的事而奔走。他们需要获取工作许可证。<br> 我只能想起一个比喻来形容我们在那些恐怖日子里的生活境况：像一个受到威胁的蚁巢。当一个卤莽的白痴穿着带钉子的皮靴开始践踏蚁巢的时候，蚂蚁会爬到东，爬到西，愈加忙乱<br> 地寻找逃生的路，寻找解救自己的办法；可是，它们或许因为袭击来得太突然而不知所措，或许因为担心后代的命运，没有一直向前爬，躲开有危险的范围，而是折了回来，总是回到原来的路径和原来的地方，无法爬出死亡圈，因此它们会灭亡。就像我们一样。<br> 这个时期对我们来说十分可怕，但德国人却趁机做买卖，生意兴旺。德国公司在犹太聚居区里如雨后的蘑菇一般冒了出来，比比皆是。这些公司都要发放工作许可证。当然，只发几千<br> 个而已，可是人们并没有因为发得少而不去索取。这样的公司外面排起了长队，大多数人等在“特本斯”和“舒尔茨”这样的重要大工厂的办事处外面。有幸得到工作许可证的人们把小张的通知书用别针别在衣服上，显示出他们要去的工作单位名称。他们以为这可以保护他们不被迁走。<br> 我本来可以很容易地拿到一个这样的许可证，可是，就像当初注射伤寒疫苗的情况一样，只能解决我一个人的问题。我的熟人们，就连那些与我关系最密切的人，也无法为我们全家提供工作许可证。要得到六张免费的工作许可证——那简直是奢望。可是，若花钱给每人买一张，即使花最低的价钱我也买不起呀。我平时出去干活，干一天挣一天的钱，我挣的钱都供全家吃饭了。到了犹太聚居区的迁移行动开始时，我口袋里只剩下几百个兹罗提了。因为我的无能为力，也因为眼看着比我富裕的朋友们能让全家平安度日，我感到十分沮丧。我顾不上理发修<br> 面，饿着肚子，拖着疲惫的脚步，从早到晚四处奔波，从一个公司跑到另一个公司，央求人家可怜我们。整整六天，托关系，走后门，总算把许可证凑齐了。<br> 大概是在迁移行动开始的前一个星期，我最后一次见到罗曼·克拉姆什蒂克。他瘦得可怜，尽管他努力掩饰自己的紧张情绪，但还是看得出来。他见了我很高兴，“还没上路吗?”他说，想开个玩笑。<br> “没有，”我简单地回答。我可没有心思开玩笑。接着我问了他一个当时我们见面常问的问题：“你觉得怎么样，他们会把我们都迁移走吗?”<br> 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却换了一个话题，“你的脸色很不好!”他很同情地看着我。“这些事情你太上心了。”<br> “有什么办法呢?”我耸了耸肩。<br> 他笑了笑，点了一支烟，沉默了一会儿，又接着说，“你等着吧，总有一天，这一切都会过去的，因为……”他抡着两只胳膊说：“因为这完全是瞎胡闹，对吧?”<br> 他带着一种喜剧性和无可奈何的自信说了这番话，似乎想论证，既然当前的事态是地地道道的瞎胡闹，它早晚会结束的。<br> 八月十二日，大约中午时分，楼梯上又是一阵慌乱。惊慌失措的人们跑上跑下。从人们的只言片语中我得知，这座楼已被德国人包围，必须立即把人撤出去，一会儿就要开炮炸楼。我的第一个反应是穿衣服，但马上意识到，我不能当着党卫军的面走出楼门上大街，那样会被当场枪决的。我听见街上有枪声，然后一个很不自然的又高又尖的声音喊道：“大家都出去!请立刻离开你们的套房!”<br> 我向楼梯看了一眼，那里很安静，空无一人。我下了半层楼梯，走到那里的窗户前，向法官大街望去，一辆坦克车正把炮筒对准我们的楼，对准我所在的楼层。过了一会儿，炮口吐出长长的火舌，炮筒猝然往回移动，接着是一声巨响，附近的一面墙倒塌了。德国兵挽起袖子，拿着铁罐到处跑。浓浓的黑烟开始从我们楼的外墙滚滚升起，从一楼顺着楼梯一直升到我所在的五楼。一些党卫军跑进楼里急急忙忙地上楼。我将自己锁在屋里，把患肝炎期间一直服用的强效安眠药片从小瓶子里倒在手上，把一小瓶鸦片药水放在手边。只要德国人开房门，我就把安眠药吞下去，把鸦片水喝下去。可是，过了一会儿，我在一种无法说清楚的本能的指使下又改变了主意。我出了屋子，急步走到楼梯的驻脚台，那里有一个通向阁楼的梯子，我顺着梯子爬了上去，把梯子推开，然后关上阁楼的活板门。这时德国人已经在四楼用枪托挨家挨户砸门。有一个德国人上了五楼，进了我住的房间。然而他的同伴们一定是认为在楼里再待下去会有危险，便喊他：“菲施克，走吧!”<br> 听见下面的脚步声走远了，我才从阁楼里爬出来，在里面我差一点被下面套房的通风道里冒出来的烟呛死，我又回到我的房间。我真希望只有一层楼的套房被烧，目的只是为了威慑，还希望房客们在接受了身份证件检查后会回来。我拿起一本书，在沙发上坐舒服了，便开始阅读，可是一个字也读不下去。我放下书，闭上眼睛，决心等到能听见附近有说话声的时候。<br> 到了黄昏时分，我才下决心冒险再去外面的楼梯驻脚台。此时我的屋里充满了浓烟和有害气体，外面的火光透过窗户射了进来。楼梯上的烟是那么浓，楼梯扶手都看不见了。火烧得更旺了，从下面的楼层传来火烧东西的巨大爆裂声，还有木料的破裂声，以及室内的家具什物摔在地上发出的声音。现在走楼梯是不可能了。我走到窗口。这座楼已被党卫军包围，他们在较远处设置了警戒线。看不到一个老百姓。显然，现在整座楼都在燃烧，德国人站在一边，等着看大火烧到上面的楼层，烧到房顶的木梁。<br> 看来，这将是我的死亡结局——我等了五年的死亡，我一天一天逃避的死亡，它终于找到了我。我曾设想过将来会怎么死。我想过可能被他们抓去，受折磨，然后一枪打死，或送进毒气室活活憋死。可我从未想到自己会被活活烧死。<br> 我不得不嘲笑命运的巧妙安排。我现在完全冷静了，因为我相信，既然事情是这样的结局，我无力改变它。我环顾四周，由于烟越来越浓，屋子的轮廓已不清晰，在加深的暮色中，它显得诡谲怪异。我的呼吸越来越困难了。我感觉头晕，脑子里嗡嗡作响，这是一氧化碳中毒的最初现象。<br> 我又躺到沙发上。为什么要让自己活活烧死呢，我不是有安眠药吗?我想起父母、妹妹和弟弟在特雷布林卡被毒死的事，比起他们的死法，我的死法要轻松多了。在这生命最后的时刻，我尽力不想别的，只想我的家人。<br> 我摸到装安眠药片的小瓶，将药片倒进嘴里咽了下去。我还准备把鸦片水也喝了，确保自己准能死，但是我没有时间那样做。安眠药进了辘辘饥肠立刻生效。<br> 我睡过去了。<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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