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丘刚明，原名丘润堂，1916年生于台湾省高雄县美浓镇。他十五岁时由于学习成绩优秀，被家人送往日本就读高中职业学校，从此就再也未能回到台湾看望家人，直至1988年因病于天津逝世。他为建立新中国和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贡献出了毕生精力。
在日本，父亲学习机械制造专业，在学期间饱受了日本人的欺压，那时正值日本侵略中国的东三省，在父亲的心中燃起了仇恨的烈焰。1936年，他毅然放弃继续在日本深造的机会，以民族大义为重，回国参加抗日战争，走上了革命生涯。父亲先到西安，经党组织介绍来到延安，先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到大别山参加邓小平129师，时任侦察参谋。他在战斗中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战争的方针。1938年10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战争的岁月练就了父亲坚毅的性格，他对各种困难都具有较强的承受能力。由于父亲的日文好，又学的是机械专业，抗日战争胜利后，奉命接管峰峰煤矿机械厂并担任厂长，他努力钻研军工生产技术，夜以继日的工作，解决了军工生产中的许多技术难题。那个时期，他们经常与敌人周旋，进行反扫荡，有时几天都吃不上饭，睡不了觉，特别是冬天，北风呼啸，天寒地冻，大雪纷飞，手脚都冻坏了，工作条件相当艰苦，但大家从不抱怨。解放以后进了城，每当父亲唱起《太行山进行曲》时总是情绪激昂。
1946年底，父亲经组织护送从山东半岛乘小船到辽东半岛，先后在抚顺、锦州、大别山等地指导建设我军较正规的兵工厂，后在鸡西军工办事处机械厂任副厂长。后党组织又委派他与苏联红军协调装备技术，为此父亲又开始学习俄文，多次到苏联、东德、波兰等地学习和考察。父亲讲起这段历史时总是非常自豪，这也是他平生最快乐的一段经历。作为我们年轻一代是体会不到当年战争岁月的艰苦，但父亲的奋斗精神将影响我们一生。
新中国建立后，父亲先后担任沈阳重型机器厂副厂长、代厂长，第一机械工业部三局设计处处长，重型机械研究筹备处主任，起重运输机械研究所所长，天津工程机械研究所所长、党委书记，工程机械军用改装试验场主要负责人等职。他认真学习专业知识，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不断提高。还经常深入到生产第一线，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和生活待遇。1952年荣获天津市劳动模范称号，他把获得的奖金全部交了党费。原机械部黄敬部长曾号召机械部全体干部要向他学习。
父亲对我国的重型、矿山、起重运输和工程机械行业的科研事业做出很大的努力，天津工程机械研究所能成为行业技术开发中心，与父亲的积极努力和辛勤劳动是密不可分的，他是我国重型机械行业的创建人之一，为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科研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长期领导研究所工作中，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按照科学发展观和规律办事，他鼓励广大的科技工作者多出成果，并用于生产实际，为经济建设服务。在“文革”动乱期间，他虽然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对党的信念坚信不渝，仍然在考虑工程机械行业的发展。1974年恢复工作以后，很快就使研究所在较短的时间内走上正轨。在筹建工程机械试验期间，环境相当艰苦，工作条件极差，生产非常困难，但他全然不顾，为试验场建设付出了全部的精力。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他还善于发现和培养人才，将有能力的科技工作者推到各级领导岗位，使其能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父亲关心祖围统一大业，热爱自己的家乡，1982年以来，他担任天津市台联会副会长、台联党组书记，他以极高的热情做这项工作，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对台方针政策，紧密团结岛内和海外的台胞，联系各方面的人士，扩大对台工作的影响，被台胞誉为“延安式的老干部”。1987年11月，台湾当局开放对大陆探亲以后，父亲的心情更是非常激动，曾多次表示要在有生之年再回到台湾，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但遗憾的是这个愿望终归未能实现。
父亲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为党贡献毕生精力的一生，他从不争名争利，一心扑在科研技术上。他常教育我们子女要做一个懂技术、有技术的人，不要争仕途，要永葆艰苦朴素的作风，一辈子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父亲的这一番教导和以党的利益为重，实事求是、刻苦钻研、努力工作、热心对台工作和廉洁奉公的精神一直激励和影响着我们。我们会继承您的优良传统，为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强国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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