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记得在1962年8月，巴金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曾率团参加了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八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和阻止核战争世界大会。中島健藏正是这次大会的执行主席。他们曾为世界和平和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并肩战斗。在这期间中岛还请巴金等到东京的一家菜馆举杯对饮，开怀畅谈。巴金知造中岛喜欢豪饮，曾多次请他到自己家里喝酒。
但是，为了中岛的健康却又常常劝他有所节制。巴金极为珍惜这份友情。他永远不会忘记，当中日关系尚未正常忆他在复杂、困难的情况下访问日本时从中岛健藏处得到的支持和帮助。他永远不会忘记中岛健藏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中日文化交流所作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和巨大贡献。
1966年7月lO日，巴金又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北京市人民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大会，巴金和中岛健藏都是主席团成员，一起坐在主席台上。会议是由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巴金看见总理觉得充满了亲切感。
在这里，巴金还遇见了他非常敬爱的一位老友一老舍。他们是相识相交三十多年的朋友．在抗El战争时期，他们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工作中接触较多。老舍有时严肃，有时幽默，大家相处得很愉快。巴金敬佩老舍文品和人品的一致，敬佩他是一个正直、善良、坚强、勇敢的人。三十年中，他们有时经常，见面，有时也可能几年不见，但他们仍然是很相知的朋友。
这次在开会之前的休息时间里，他们摆谈了一阵．老舍谈了自己的情况，也问了巴金一些情况。老舍对巴金说： “我很好，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題。”他又说：“我是个正派人。”接着又补了一句，“是正直的人。”是的，“没有问题”，“是正派人”，“是正直人”，这原是毋庸置疑的，也无须分说的，可是，在这个“问题的时代”，一切都成了问題。巴金只能对老朋友说：“我们湘信你。”巴金看出老舍的情绪很激动，仿佛还有许多话要说，可是没有完全说出来。因为时间、地点、场合都不容许他们尽情地倾吐心曲。可是巴金很理解老舍的心境，也可以说，他们的心境是相同的。他们都在被不可知的命运捉弄，都处于惶惑和悲苦中。他们谁也不会想到，这次相聚便是他们的永别。仅仅过了四十四天。老舍便在难以忍受的侮辱和摧残中含冤去世了。尤其出乎他意料的，这次也是巴金最后一次见到周恩来总理。而巴金自己怎样呢?正如他所预感的，厄运就要来临了！
亚习F作家紧急会议结束，巴金陪同中岛健藏夫妇一同到武汉。他们在武昌机场分别时，站在舷梯上的中岛夫妇满脸惜别的愁绪，不停地向前来送行的巴金挥手，巴金也对着飞机不停地挥手。这时他忽然想到，也许这一次便是他们之间的最后一面。他的眼睛被泪水模糊了。
送走中岛夫妇后，作为中国代表团副团长的巴金得带着一些人尽快赶到杭州。因为要在这里为参加亚非作家会议的各国代表举行“湖上大联欢”，他们必须事先去做好筹备工作。当他们准备去同当地作家联系时，巴金想到了当时正担任浙江省文联主席的方令孺大姐。她年轻时是一个诗人，在很早的时候，通过析以介绍巴金为她编过一本散文集{信}。后来她和靳以都在复旦大学做教授。因她排行胃g九，靳以称她“九姑”。巴金在和她熟悉以后也习惯地称呼她九姑。 年代他们曾一起参加老根据地访问团华东分团，一块儿到过山东的沂蒙山区，又到过苏北的扬州和盐城。有一件事至今巴金还记得，在山东乡下时，她住在农家里，旁边就放着一口空棺材，她照样能很愉快地住几天。后来接触多了，交谊深了，巴金认为这是一个善良、诚恳、坦白的人。以后她调到杭州担任浙江省文陕主席， 巴金每次去杭州都要见到这位大姐。相互之间也时有书信往来，她很喜次渎萧珊酌信，也给萧珊写了不少信。巴金一家和方令孺相处，融洽犹如家人，可以倾心谈。无须任何戒备。
可是这次，巴金没有见到方令孺大姐，而且连文联和作协的一个熟人都没见到。据说是都有问题，都不能出来。只有一位局长到场联欢。听到这回答以后，巴金不敢再问什么，他怕听到更可怕的消息。巴金说：“反正有一位省文化局长久就可以体现我们灿烂的文化了。”可是外宾对这种怪现象无法理解。
一位菲律宾诗人在离开杭州前很想解开心中的疑团，他向巴金询问：“为什么在这山清水秀、风景如画的地方看不到诗人和作家?”巴金嗫嗫嚅嚅难以作答。
巴金开完会一到上海，外宾还不曾送走，他就被通知去上海市作协开会，那天批判文学评论家一一叶以群。巴金说，他被请坐在“上座’，一抬头便看到对面贴着的揭露他自己“罪行”的大字报。他那篇《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的讲话成了批判的靶子。这个会可以说是让他陪杀场，也可以说是将他定为“牛鬼蛇神”的宣判。但此刻毕竟还是在批判别人，他还盼望着能出现一个奇迹，使他和他的全家都能得到拯救。但他立刻否定了自己的想法，心里对自己说：“这是痴心妄想。”从这时起，他开始承认自己“有罪”，开始用大字报上的语言代替了自己的思考。朋友们也开始同他划清界限了，一位一向很尊敬他的工人作家，现在对他很冷淡，使他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
8月上旬，巴金陆续出席欢送亚非国家代表的宴会、招待会，这时无论情绪如何恶劣，总还得强颜欢笑，礼仪如常。接着又不断前往机场欢送他们离沪回国。同时他在机场与由泸返京的作家郭沫若、曹禺等告别，熟人们分手时都暗示不知什么时候能再见，不免相对凄然。他和曹禺是几十年的朋友，更有一种难言的酸楚滋味。看着他们上了飞机，他忽然感到四顾茫茫，十分孤独，一场倾盆大雨就要来临了。现在全国的作家大半都已靠边，毫无疑问，自己也是无路可走了。
身经百斗
送走外宾之后，巴金回到作协正式参加文化大革命，被编在创作组里学习。组长便是那位工人作家。这时，巴金有一种感觉：自己已经从“座上客”变为了“阻节下囚”。他一进大厅，看到四壁贴满大字报，没有一张不是面目狰狞、杀气腾腾，极力上纲上线，以显示写作者的政治理论水平和坚定的立场，巴金觉得就像突然走进了阎王殿一样。大字报除了批判叶以群和孔罗荪的外，便是批判巴金的。矛头主要针对他在上海第二次文代会上的发言，措词严厉，使他心惊肉跳，一不敢看下去。他知道自己已经陷入重围，在劫难逃了。那年他发表这篇讲话时，曾引起过多少掌声和赞叹声，甚至有的文艺工作的领导人还被巴金发自内心的真该话语感动得落了泪。曾几何时，被吹到天上的又被踏人地下，是是非非的颠来田基去真让入迷惘。可现在政治的霹雳声正滚滚而来。要震破他的一切，要撕碎他整竹个的生活。
8月10日，巴金和萧珊又去上海作协参加“批判叶以群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大会”。发言人口口声声说叶以群自绝于人民，听那口气，仿佛叶以群已不在人世旦旦。可当时他什么也不敢想，更不敢问，只是跟着人们高呼“打倒叶以群”的口号。这时他生恐别人看出他的胆怯，生恐别人想起叶以群是他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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