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们还不能不特别提到傅玄、张华的那批建国史诗。近世学者大多忽视其文学意义，其实，正是这种施之于国家军政大典的颂美之声，引导晋初文风形成了一种明显的歌功颂德倾向。
开国史诗，国家典礼，必须是完全彻底地为政治服务的，它具有非常明确的功利化的舆论导向作用。所谓“应诏”、“应制”，说白了，便是只“应该”如此写。在内容与形式上，它只能是当权者“喜闻乐见”的。这是它的体制规定性。仔细体会，“舞开元，歌永始”（傅玄《飨神歌》），“率土讴吟，欣戴于时”（张华《食举东西厢乐诗》），实际上属于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泰始四年春，晋武帝在华林园大宴群臣，令各赋诗，以观其志，“散骑常侍应贞诗最美”（干宝《晋纪》）。应诗共九章，通篇洋溢着新朝开国的喜悦与自信。如“位以龙飞，文以虎变。玄泽滂流，仁风潜扇”、“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凤鸣朝阳，龙翔景云。嘉禾重颖，萁荚载芬。率土咸序，人胥悦欣”（《晋武帝华林园集诗》），这种轻松愉快，这种歌舞升平，是时代有此需要，也是人心有此需要，所以一朝君臣共推此诗“最美”。又如荀勖，以公卿之重，不但自己创作乐歌，而且还编有《晋歌诗》十八卷、《晋燕乐歌辞》十卷（见《隋书·经籍志》），可见其热情之高。
但是，当举国上下一遍又一遍地沉浸在“舞盛德，歌九功，扬芳烈，播休踪”（张华《食举东西厢乐诗》）的主旋律之中的时候，建安的忧世传统、正始的独立意志与批判精神，便很难得到继承与回应了。而且，随着残酷的废立与篡夺的政治斗争的结束，西晋社会享乐风气弥漫，尤其是新生一代的兴起，他们几乎是先天性地缺乏忧患意识。他们继承了老一辈“笙磬咏德，万舞象容”（荀勖《食举乐东西厢歌》）的歌功颂德的倾向，并且发展为强烈的个人奋斗、出人头地的功业感与成就感。但是，傅玄、张华等老一辈的社会关怀精神却逐渐淡薄。武帝后期，懈怠政事，朋党竞起，浮华之风渐盛，趋附之辈得势，开国之初对新朝的真诚归附，对明君的真情拥戴，对盛世的真挚期待，便一步步演变为对政治的热中，对权贵的趋附，对自身荣名不择手段的追求。体现在文学创作中，便是躁进诗风的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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