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平天下，吾辈自认不才，谢弗敢为；才高八斗的通儒式的博学者，也仅止于心向往之；而从国外贩卖各种新式理论刑具，在这一还活着的文学身上操练，又于心不忍，无已，只好认清自己没法抓着头发跳出身在的地球去的情境，老老实实回来，种自己的园地。至于如何种法，私心以为，既然我们仍旧身在这一历史进程之中，与其清点前人到底留给我们多少遗产、珍宝，不如回头来看看，他们当年的努力到底开了什么样的头，提供了多少相对于以前的新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发展到什么程度，还有没有生长的余地。说到底，就是与其把文学的精灵关进学术研究的魔瓶，不如把它们放飞，看看它们到底有可能造出什么样的奇境。关注这些问题(并不奢望轻易就可弄清)，似乎也可以尽到一点一个文学学徒对历史与当代理解与参与的责任，这也是这篇前言竟然堂而皇之用了这么一个夸大的标题的原因。

　　郜元宝：我们这次谈鲁迅，不局限于文学。鲁迅是文学家，他的文学无所不包，按理谈文学就是谈他整个的人，竹内好不是说过吗，鲁迅“有一个除被称为文学家以外便无可称呼的根本态度”。但目前文学功能一再缩小，在这种情况下把鲁迅局限于文学来谈，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还是先从别的地方谈开去，看看能否再回到那个“根本的态度”。
　　第一个问题：鲁迅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你们上次谈胡适，胡适是什么样的人，似乎蛮有把握回答，因为他的边界清楚，形象也较鲜明。鲁迅呢？很奇怪，虽然我们最熟悉的是鲁迅，但唯其如此，鲁迅是怎样一个人的问题反而不能遽然作答。曾经有段时间，鲁迅的形象似乎清楚得不能再清楚了，后来怎样呢？正因为我们曾经有过那么清楚的“鲁迅相”，一旦不再流行，就只好面对模糊的鲁迅了。现在有人用各种方式重构鲁迅形象，这是必然的要求，但我希望新的鲁迅形象不要再是强制推广的“共名”。说得明白点，我倒比较喜欢模糊状态，如果又变得皎如白昼，恐怕谈论鲁迅的资格就只能再度为钦定的或自命的权威们所垄断了。并没有我们今天理解的单纯的学术，也没有我们今天理解的单纯的文学，他一直就做着把文学和学术融合起来的工作。他的杂文与小说对中国农民和知识分子问题的思考，本身不都相当具有“学术价值”吗？现在很多人研究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不都要提到《阿Q正传》吗？陈万雄在《五四新文化的源流》里提到辛亥革命以后党人失望于政治，纷纷寄希望于文化与文学，但最忠实地记录这一段心灵历史的，舍鲁迅其谁？他当然不是简单的记录，而是用个人的精神承担去记录。在他那儿，文学学术没有截然的分别。现在呢，好像文学就是虚构，就是贩卖情趣、捕风捉影的勾当，充其量只能抓住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学术则是中性、客观、普世性的。两者越离越远。
　　刘志荣：他的文学和学术，即使表面上表现得不一样，精神上是相通的。是不是可以回到他的早期的五篇文言论文那边去讨论？他对当时的各种说法为什么不满意，参照这些文章中的论述，最主要的似乎是他认为那些正在炫耀的“新学说”仅仅得异域文明之皮毛，而不通背后的精神，却企图以此来宰制人心与社会。早期他的思路非常强调“自性”，比如说他在《摩罗诗力说》中讲的“个人”，我们现在只注意他说的狂放的一面，违抗世俗，独立特行，但后面支撑的核心实际上是“自性”这个概念，这种狂放也正是因为对自己比较真诚，有那种真诚的心声，所以才不管别人怎么说，他的精神态度仍旧不一样，这才是真狂真狷，而不是借酒撒泼、装疯卖傻——后者骨子里其实仍旧是乡愿而已。再像他讲到中国时，也强调中国本身的自性，有这种自性，才在外物与新的情势前面不会随物俯仰。当然，他的论述还是比较细密，他说长期的闭关一个是形成中国的文化跟别人不一样，即使在他那个时候已经败坏了，但还是可以和西方对举，但造成—的另外一面的影响，是封闭最后导致只追求实利，遗失了向上一路的精神追求，在外来的东西前面张皇失措，随物俯仰，也就是丧失自性。讲到异域文化新宗，他也强调后面的自性，比如科学后面隐含的科学精神。只有我们自己的自性和人家的自性交通的话，才会有新的东西出现。由此看，鲁迅涉足的各个领域其背后的精神是通的，所谓的学术、文学背后都有他的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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