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韬与尚在襁褓中的中国新闻业有重要的联系。在编辑《普法战纪》时，他的两个主要合作者张宗良和陈言(陈蔼廷)都是外国人所办报纸的翻译。陈言是位极有趣的人物，他同样被西方给中国带来的耻辱和他的香港同胞的“买办性”所激怒。他相信，中国要生存必先强盛，而要强国必先醒民。所以，1864年他从一些传教士处买来一些铅字，开办了自己的报纸《华字日报》。虽然该报由《德臣西报》印刷发行，但编辑方向主要由陈言控制。后来，陈言改任中国驻华盛顿使团成员及驻古巴总领事，此报便由他的儿子接管。
虽然《华字日报》是一家最为成功、最为长久的中文日报(直到1940年才停刊)，但它长期以来一直需要各种帮助。据说伍廷芳和何启二人给这家报社的资助尤大。王韬与此二人都很熟。①何启(1859—1914)是一位与伦敦会有联系的中国商人和牧师的儿子，早年曾在香港受教育，后又到英国进修医学和法律。他是香港最杰出的华人之一，也是最早宣传中国政治需进行重大改革的人。伍廷芳(1842—1922)是何启的姻兄，亦与陈言有联系。与何启相同，他早年也在香港上学，后又到英国学习法律(1874—1877)。他在中国近代早期报业中的重要作用，往往因其在清朝末年任驻美公使和民国初期与孙中山的密切关系而被忽略。
何启、伍廷芳，还可以加上容闳、黄胜及其香港澳门马礼逊教育会学堂的同学唐廷枢(1832—1892)，成为一种“口岸华人”的全新代表。他们在许多方面不是与王韬50年代在上海所结识的那些口岸知识分子，而是与孙中山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与大多数来自江浙地区的这些口岸知识分子不同，他们都来自广东南部——中国与西方接触最久的地区。他们大部分也都更为年轻。他们均倾向于成为头脑清醒的行动者，而不是书生气十足的偏执或神经质型的文人。他们从小在由西方人开办的中国学校学习，后到外国学院或大学深造，对中国学术和文学所知不多。容闳是中国第一位留美大学毕业生(耶鲁，1854)，在返华时实际必须重新学习说汉语。何启的文字功夫也极差，所以需要一个合作者使他的中文文章能达到发表水平。由于社会和文化背景不允许，这些人往往不倾向于(像容闳和何启那样)娶西方妇女为妻，但却公开声明信仰基督教。他们多采世界主义观点，又是得风气之先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更多地效忠于中华民族，而不是儒家文化。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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