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巴金返川与吴朗西重聚。商谈后，决定分别在桂、渝两地成立出版社办事处，桂林的工作由巴金自兼，重庆办事处则聘当时在互生书店帮忙的田一文负责。吴仍以总经理名义于必要时负责筹拨资金，但那时他已将主要精力转移到银行工作上了。一九四二年巴金再度返川，五月赴成都设立办事处，聘李济生主持。时叶圣陶先生主持开明书店成都编译所曾题词以贺：“艺林声誉良非虚，英华谁不识墦玙，共指文化生活社，巴金著作曹禺书。”
当皖南事变和太平洋战事之后，大批文化人集中到桂林，这座水清山秀的城市遂有了“文化城”之誉。那里的印刷条件与纸张质量都较优于内地，且有铁路运输之便，还可以与“孤岛”上海联系。总编即以桂林作为造货中心，渝蓉两地为辅。经过短短两三年的惨淡经营，出版社在读者与同业之间又声誉遍传。然而好景不常，一九四四年夏末，湘桂战事再起，因达官富商的抢先逃难，桂林大乱，一时对外界的交通为之堵塞。当时出版社除抢运出全部纸型外，所有存书连同办公用品住房尽毁于八月的大火，损失惨重。总处遂乃西移重庆。重庆处幸得几年来田一文的努力经营声誉日隆，也积下一些资金，这时已可作为总处的得力助手。在巴、田联手通力合作、精心安排之下，尽量利用所存纸型，使畅销书不脱销，这就加速了资金的周转；加以具有较好质量的新品种时有出版，旧带新、新托旧，业务遂得迅猛发展。
早在一九四三年重庆十九家新出版业联合总处成立后，渝处就成为该总处的成员之一，随而参加联合总处筹设的联营书店，并列为书店董事会成员。湘桂战事后原在桂林的不少同业迁来重庆，鉴于形势，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书店为核心成立了新出版业同业公会，从而团结在党的周围，为了争取民主与言论、出版自由，向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黑暗统治进行了反复的斗争，并积极参与有关的社会活动．文化生活出版社的领导人和他们周围的朋友原本都是具有进步理想的文化界人士，自然地成为这些活动中的积极和中坚力量。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虽然是“惨胜”），在一片复员声中，文化生活出版社也面临如何迁回上海的问题。但太平洋战事爆发后，与上海联系中断。仅知留守沪社的陆圣泉因出版社发售过抗日书籍，遭受到巡捕房的查抄，陆也因之被捕惨死在日本宪兵队狱中，社务早已陷于停顿。当时，田一文又已复员回老家汉口去了。吴朗西遂另行兴办文化合作公司由他负责经营。巴金则认为文化生活出版社这一事业，合乎自己理想，决心坚守这块阵地，它之所以能有今天这样的声誉和规模，固然自己倾注了不少心血与辛劳，同样也凝聚了其他工作人员与朋友的劳动和关注。他不能不想到创业时鲁迅先生给予的热情支持，更不能不想到为维护事业只身坚守在“孤岛”岗位上、以致牺牲在敌寇魔爪下的陆圣泉。而且这时的出版社已不是几个人的事业，而是受到广大读者和文学工作者热切关注着的事业，他们都期待着它经此严寒能有新的发展。他还这样想：“从事文化建设的工作要有水滴石穿数十年如一日的决心。”此时他只有全力以赴，义无反顾。文化生活出版社必须坚持下去！生存下去！这时成都办事处已经结束，剩下的重庆这个“摊子”就交给李济生继续维持着，然后巴金自己才安心地“复员”上海去了。这已是一九四六年的春天了。
回到上海以后，巴金发现出版社除了两三个留守人员及少量存书、纸型外，没有存纸，没有现金，连本帐目也没有，倒是因战争关系邮路不畅，反欠下了不少作家的版税，真是一个百废待兴的空摊子。在他思考着恢复业务从何着手之际，此时李采臣表示愿回社工作。巴金也就把恢复业务的重担交给了他，自己总其成，仍以广泛联系作家、译者，编发书稿为主。并设法借来一点钱买进纸张，再版了几本畅销的好书，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影响后，即向银行订立透支合同。由于好书不断档，新品种的陆续增多，使销售量日益增大，资金流转较快，业务得以展开。即使面临惨胜后的政局混乱，政府腐败，通货膨胀，物价不停地上升，出版社却还是较快地走出了低谷，声誉日增，受到了广大读者、作家、译者和同业们的好评。自然这都由于巴金主持编务的关系。他为了它几乎付出了全部的心血和劳动。对于一个像他这样靠稿费生活的一介书生来说，原就勉乎其难的了，却还遇到种种不快以至令人气短的事。这里且引一段他自己吐露的心曲吧：“三年前开始翻译这本书，工作时断时续，到今年五月才译完最后的一章。这本小书的翻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时间。事实上我执笔的时候并不多。我的时间大半被一个书店的编校工作占去了。不仅这三年，近十三年来我的大部分的光阴都消耗在这个纯义务性的工作上面。……想不到这工作反而成了我的罪名。……我始终得不着公道。始终争不到一个是非。这本书的翻译就是在这种朋友的长期的折磨中进行着的。”（摘自《六人》的“后记”）自然“这种朋友”也仅仅三、四人而已。事实胜于雄辩。文化生活出版社十几年的艰辛历程和它出版的大量高品位书籍，以及读者、作家、译者自会给巴金的劳绩作出公正的评价的。
在巴金身心交困的时候，上海解放了。不久巴金先后应邀赴北平参加了全国第一届文代会和新政治协商会议，自此他社会活动多了，而且还有出国任务。出版社的业务实在难以再兼顾下去。何况作为一个作家，他觉得更应该写出新的作品来迎接人民的新时代。对耗去了他多年的光阴与心血、充满了自己感情的这个出版社，他已在考虑让贤了。“十本书的版税小康不主张补发，我已去信表示不坚持，对文生社的前途我颇悲观，我也预备放弃了。本来在这时候我们应有新的计划，出点新的书……以后不知道怎样才好。实在可惜。”（见《家书》第三页）
就在南京临近解放之际，本在日本经商的吴朗西由于夫人柳静的催促，也放弃了定居异乡的计划，毅然回归祖国。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与安排，作为出版社创办人之一，遂再度出任总经理并兼总编辑主持一切。令人感到惋惜的是吴就任以后，因脱离文化工作已较久，对文艺界情况已不甚了解；再说当年的那颗创业雄心、献身文化事业的精神，似乎也给旧商场的俗水与金钱磨损殆尽。因而即在国内政治局面已一片大好的形势下，也未能利用时间认真作进一步展开业务的计划，特别是由于经营的失策，以及与员工关系的处理失当，致令出版社频于倒闭，在职工的压力下不得不提前申请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于一九五四年井入公私合营的新文艺出版社。使得为文学、出版事业作过巨大贡献并在广大读者中拥有崇高信誉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未能在新时代的三年中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草草结束，实在令人感叹。
为文化积累献身
巴金曾回忆说：“我们工作只是为了替我们国家、我们民族作一点文化积累．”那么这里不妨查阅一下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出版物，看看在它的近二十年的历程中究竟出了多少书，又是些什么样的书。笔者曾编辑了一份这家出版社的全部图书目录，据此统计共印行了各类丛刊、丛书、专集、选集二十八种，计二百二十六个品名，外加三种期刊的编辑与发行。其中虽仅少数几种冠有“巴金主编”之名，可以说百分之九十的品种都是经他的手编排发印问世的。因为巴金担任总编辑，主持编务的时间最长。自一九三五年创办之日起到一九四九年末辞职止，达十四年之久，未曾离职片刻。这期间经历了抗战的八年，解放战争的三年，不管走过了多少灾难的艰苦岁月，他总是默默无私地竭力工作着。一个民营小出版社，能这样有系统有计划地出版这样多的各类丛书，专集，为国家民族积累文化，培育出不少新作家、新译者，确不是那么简单容易的事。这里也难以一一列举，尽道其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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