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散和独立为封建集权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个个体的分散和中央政权垂直式的控制，是矛盾的对立统一。
但是，当刘秀建立东汉帝国之初，却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如庞大的农民起义者的安置问题，西汉中叶以后，随着土地兼并、官吏重敛和武帝的穷兵黩武政策，村社的正常生产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从而造成武帝后期二百多万流民①以及哀帝年间的“豪强大姓，蚕食无厌”，“苛吏缘役，失农桑时”④的惨状。王莽改制议复井田，社会更被搅得大乱，农民被逼得无法生存，利用“三老”等名义，组织了赤眉大起义。据载西汉末年，全国人口共计五千多万，而参加起义的农民竞多达三、四十万，将近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起义农民“常思岁熟得归乡里”。③光武帝面临这一系列问题，决定废除王莽苛政，曾九次发布释放奴婢和禁止残害奴隶的命令，又多次下诏免罪为庶民。刘秀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表，加之他本人就是南阳商人，他为了要适应时代的发展，自然不会抑制豪民兼并的势头，当时正如桓谭所指出的那样：“富商大贾多放钱贷”，而放高利贷的正是刘秀家族及其功臣集团。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要竭力稳住村社的结构不受动摇，因此，在这二者之间要进行协调。本来，编户依托豪强无非是为了摆脱国家徭役等沉重负担，因此，在依附豪强之后，对村社的结构仍子保留，是完全可能的。在解放前的云南大部地区就可以看到这种交插的形式。农民依托豪强（土司），成为依附的农民（佃户），虽脱离国家的编户，而并不脱离村社，或者整个村社都成为豪强的依附农民，而村社的结构仍然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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