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认识论这个侧面看,审美意象同科学概念一样,都是人们对同一事物本质的理性认识。区别在于,审美意象用形象和图画显示真理,科学概念用判断和推理论证真理。正如别林斯基所指出的,哲学家以三段论法说话,诗人则以形象和图画说话,然而他们说的都是同一件事。一个是证明,另一个是显示,他们都是在说服人,所不同的只是一个用逻辑论据,另一个用描绘而已。
正因为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审美意象与科学概念可以相互贯通,因而作家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可以完全沉浸于形象之中,也可以跳出来,想点其他事,甚至读点抽象的哲学书。抽象并不是坏事,它可以简化思维过程,可以使意识脱离感觉印象而得到独立的发展,可以帮助形象思维进行得更准确,更严密。所以作家完全不妨在构思审美意象的过程中插一段抽象思维,或者像茅盾所讲的从开篇到结尾,从初稿到完稿,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交错作用”、“反复进行”。巴尔扎克为了当好法国历史的“书记官”,就常常跳出具体形象,苦苦思索研究,“寻求隐藏在人物、热情和事件里面的意义”。理论的思考不会破坏艺术的想象,由概念的逻辑体系组成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会帮助作家更正确地认识生活,选择形象,创造典型。形象思维并不一概地排斥概念,它反对的仅是概念的“直说”和“图解”。反映事物本质的概念体系和形象体系,能够在共同的客观基础上互相转化、互相补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赞誉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一部伟大的剧本。而马克思、恩格斯则一再声言他们从巴尔扎克、狄更斯、萨克雷、白朗底等作家的艺术画卷中看到了比他们同时代的所有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的全部著作所反映的还要多得多的东西。
正因为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审美意象与科学概念可以相互贯通,因而科学家在概念与数字的王国中苦苦求索时也可以听听音乐、读读小说,展开想象的翅膀。牛顿从苹果落地想到月亮何以不会坠落以及万有引力的问题。道尔顿富有建设性的想象力形成了化学中的原子理论。对于法拉第来说,他在实验之前和实验之中都有想象力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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