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航，1966年出生，湖北监利人。198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随后到武汉教育学院任教。1992～1995年为华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98年入北京师范大学学习，2001年获教育学博士学位。现为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道德与公民教育原理、德育课程、德育史等领域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主持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校本课程开发与中小学德育实效性之研究”等项目的研究。先后发表了《清末社会文化变迁与中西融合德育观的萌生》、《当代西方德育视野中的道德认知观及其启示》、《“德育即道德教育”的底蕴》等十余篇论文，并参加《现代国家教育管理体制》（上海，1996）、《社会转型与道德教育》（广州，2000）、《现代教育学》（北京，2000）、（《现代教育原理》（北京，2000）等著作和教材的编写。

　　《中国近代德育课程史/中国近代教育专题史论丛》围绕文化变迁与学校德育改革这一主题，运用大量第一手资料，通过纵向、横向的比较研究，着重阐述了中国近代中小学德育课程的变更历程，探讨了近代文化变迁对当时的德育思想和德育实践的影响，揭示了该时期德育课程自主建构的内在轨迹。研究表明，中国近代的文化变迁及其特殊环境，使得学校德育及其课程变更始终从国家和社会利益出发，围绕如何提高“民质”、促进中国近代化而展开。同时，由于文化变迁和德育改革的具体历史背景不同，各个阶段的德育课程在目标、内容以及课程形态、教材诸方面显示出了明显差异。研究对于中国当代的学校德育改革探索不乏借鉴和启示。《中国近代德育课程史/中国近代教育专题史论丛》可以作为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员、研究生、本科生的参考用书。

　　《中国近代德育课程史/中国近代教育专题史论丛》：
　　一、古代学校德育课程及其基本特点
　　在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中，无论官学，或者私学，伦理道德教育都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教育的目的，对士人而言“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①对下层百姓而言在“明人伦”，成为“安身良民”；而“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②则可谓是此种教育的真实写照。反映在课程上，伦理道德自然就成为课程内容的核心，成为学校各种规章和活动的主题，以至于整个课程体系成为“维系中国古代道德社会平衡的一剂良药”。③根据各个时期官学、私学教材及其所表现出的特点，可以从德育的角度将古代德育课程大致区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经学课程。经学课程以儒家经典为蓝本，通过诵习诸经，或者通过训诂、注疏，以阐述经籍之义理，使生徒深明儒家伦理道德之大义，晓谕和体认“内圣外王”之根本。自孔子整理“六经”、开斋授业肇始，经学便和古代学校结下了不解之缘。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儒家经典成为封建统治的法典，经学课程更是位至独尊。在汉代以后各朝的官学、私学课程设置中，《论语》、《孝经》-直是两门必修课程。同时，各朝因社会文化的变迁，在课程设置上又略有侧重：汉魏以五经为主；唐宋扩大经学设置门类乃至确立“十三经”，但大体仍以五经为主；明清科举、经学和官制的三位一体，更使“四书五经”独占鳌头。相对官学而言，私学的课程设置更为灵活。虽然各个朝代之间，官学和私学、蒙学和经馆（书院）之间的课程各有侧重，但就经学课程的地位而言，它们之间却并无二致。经学课程是中国古代学校德育课程的主体。
　　第二类：专门的伦理道德课程。这类课程以经学为指导，是儒家伦理道德在教育活动中的具体化，广泛存在于宋代及以后蒙学教育的课程中。其教材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学习历史故事、俗语民谚、嘉言懿行，使学童懂得待人接物之理，明晓为人处世之道，如南宋朱熹作的《小学》、吕本中作的《童蒙训》、程端蒙撰的《性理字训》，明代的《日记故事》以及吕氏父子（吕得胜、吕坤）编的《小儿语》和《续小儿语》等；另一种是通过规定待人接物的礼仪、准则，确立修身作法的具体要求来训练学童，使他们形成社会所要求的行为，并养成相应的行为习惯，如朱熹作的《童蒙须知》和《童蒙规约》，清代李毓秀撰的《弟子规》、王相编的《女四书》等。①其中，《小学》在清代的影响尤著，经统治者的极力推崇，成为当时很多小学的必修科目.（课程）。②此外，在唐代以前的某些时期的某些学校，也有将道家经典列入课程的情况。
　　.
　　第三类：综合性或其他专门性课程。综合性课程是自汉代即已开始流行的一种蒙学教育课程，其特点在于将读书识字、知事明理、道德训练、性情陶冶等融为一体。汉代史游作的《急就篇》、梁代周兴嗣撰的《千字文》、宋代王应麟编的《三字经》、明代程登吉著的《幼学琼林》等，属于这类课程的著名教材。与道德教育直接相关的专门性课程，主要涉及历史、法制两类。历史类课程一直是中国古代学校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宋代以前，所用教材多以经籍史传为主，如《春秋左传》、《三国志》等；宋代开始出现更加适合儿童学习的教本，如：王令作的《十七史蒙求》、吕祖谦撰的《少仪外传》等，就属于此类课程的蒙学教材；到清代，《二十二史》、《资治通鉴纲目》也开始成为地方官学所规定的教材。而从明代开始，除史之外，律、诰也被列人中央和地方的官学课程中，<大明律令》、明太祖御制的《大诰》等即是明代太学、社学的教材，①康熙颁发的《圣谕十六条》、雍正颁发的《圣谕广训》即是清代很多学校的必修内容。
　　此外，古代学校还十分注重师生关系和学规、学则的道德教育意义。学校从尊卑等级观念出发，认为师徒如父子，强调“师严而道尊”。而唐宋以后，无论官学，还是私学，都十分重视制定严格的学规、学则，以此规范学生的日常行为，如：明代国子监的监规经多次修订后，就达56款之多。南宋以后，各书院更明确地用学规来规定学生进德修业的基本要求和标准，其中尤以朱熹拟订的《白鹿洞书院教条》为著名。明清时期，官学制订和颁布的学规和禁例，渐渐将内容的重点置于思想控制方面，如：严禁学生过问政治、无条件尊师勤学、严考德行和课业等。
　　……

序言
导论
第一章 “新民德”与清束德育课程的产生
第一节 古代学校德育课程的近代危机
一、古代学校德育课程及其基本特点
二、近代文化变迁对传统德育课程的冲击
三、清末两种不同的德育观
第二节 清末德育课程的设置
一、清末德育课程设置概况
二、官定的课程目标和内容
第三节 实践中的德育课程目标和内容
一、实践中的课程目标和内容
二、课程目标和内容中的男女差异
三、中、小学课程目标和内容的区别
第四节 早期的新式德育教材
一、新式德育教材的种类
二、修身教科书的编写
第五节 中、日德育课程之比较
一、日本德育课程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二、中、日德育课程的差异

第二章 公民道德的提倡与民初德育课程的变更（上）
第一节 公民道德观影响下的德育“课程标准”
一、共和政体确立后的中西融合德育观
二、教育改革中德育“课程标准”的萌生
第二节 读经科的停止——复苏——消亡
一、民国初期读经科的兴废历程
二、读经科被废止的原因分析
第三节 课程目标和内容的变化
一、课程目标和内容的变更
二、课程目标和内容的男女差异

第三章 公民道德的提倡与民初德育课程的变更（下）
第一节 民初修身教材的扩展
一、教材形式、种类的变化
二、修身教科书、教授书的完备
三、1916年前后修身科的变化
第二节 训育体系的初步形成
一、新式教育中训育的早期形态
二、教育界对训育的广泛关注
三、中小学训育体系的初步形成

第四章 “道德革命”与五四以后德育课程的转轨（上）
第一节 “道德革命”及其对德育课程的影响
一、“道德革命”中德育观念的转变
二、教育宗旨改变后德育课程的变化
第二节 新学制确立后德育课程的转轨
一、公民（道德）教育思想的演进
二、修身科的取消与公民科（社会科）的设置
三、公民科（社会科）课程标准之分析
第三节 公民科（社会科）教材的儿童化和生活化
一、公民科（社会科）教材概貌
二、公民科（社会科）教科书及其道德渗透
三、中、小学教科书的差异

第五章 “道德革命”与五四以后德育课程的转轨（下）
第一节 道德教育的学科渗透
一、五四之前道德教育的学科渗透
二、五四之后各学科中的德育目标和内容
第二节 学生自治和训育体系的变革
一、学生自治的广泛展开
二、对学生自治的反思和训育体系的改进
第三节 中、美德育课程之比较
一、美国德育课程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二、中、美德育课程的差异

第六章 近代文化变迁与学校德育课程的自主建构
第一节 近代文化变迁对德育课程的影响
一、中西文化融合观的产生与德育课程
二、宪政思想、社会参与意识的深入与德育课程
三、社会文化及其变更与德育课程
第二节 中小学德育课程的自主建构
一、课程目标由私德主导转向公德主导
二、课程编制的指导思想由教师本位转向以儿童为中心
三、课程编制的方式由德目主义主导转向全面主义主导

第七章 对当代学校德育改革及课程编制的几点思考
第一节 德育改革中的民族性与时代性
二、德育改革中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关系
二、德育改革中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第二节 德育理念与德育实践之间的衔接和转换
一、“止于至善”：道德教育的理念
二、幸福与公正：道德教育的现实目标
三、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德育理念和德育实践的统一
第三节 德育课程编制中德目主义和全面主义的结合
一、近代中小学德育课程编制的启示
二、德育课程编制中德目主义和全面主义的结合
附录1927～1949年我国普通中小学德育课
程演变史略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