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通论》似乎向人们展示了这样一些方面：
其一，把对教育问题的研究或教育理论的撰写置于反思的境地，使对教育理论的合理性的追求贯穿整个著述过程。该书用较大的篇幅论述了教育学与教育科学的关系，并引入了“元教育学（meta—pedagogy）”方法，用反思的眼光审视了西方教育学的萌生和发展，特别是近些年出现的多元化趋势，回答了教育学不会因为教育科学日益繁荣而消失的问题。我国教育学的历程可以说是世纪风云，阴晴圆缺。正是经历了磨难的教育学者们留下的足迹，构成了指引人们前进的线索。《教育通论》汲取了前人用心血酿成的养分。
其二，重视用历史事实说明教育原理，并演绎出内在联系，力求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该书在许多必要的场合，都引用了一定的教育历史事实，不仅使内容显得比较丰满，而且把一面面非常宝贵的镜子送到人们面前，让读者“有鉴于此”。
其三，在结构上下功夫，使该书有了一些不同的面孔。在阐释“教育”的过程中，该书除了从含义、构成、形态等方面说明之外，特别论述了教育的语言，重点阐释了教育口号与教育隐喻的特征和功用等。尤其不无新鲜感的是该书增加了中西教育传统，对两种传统的异同进行比较，让人们在批判继承的同时，锻炼同中求异，异中存同，扬益抑害，“借石攻玉”的本领。
其四，于体例处做文章，该书除了正文之外，结尾处都有“小结”、“关键词语”、“讨论题”以及参考资料，便于阅读与研究。
当然，像所有教育学著作都不能没有值得改进的地方一样，《教育通论》似也有可斟酌之处。例如材料较为详实，然是否尚有欠简练的？又如新增观点较多，然是否尚有乏升华的？《教育通论》带着一些新鲜的东西走来，必然受到人们的关注与评论。它会在评论中完善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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