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从公共领域向国家的具体转换时，更有必要考虑行动者因素，他们关于偏好的框架起初与在公共领域中的话语是相左的。因此，无论那些冠冕堂皇的巧辩在公共领域中有何种作用，它们在由公共领域向国家的转换机制中都扮演了特别重要的角色。
强调从公共领域向行政国家的话语转变尤其是巧辩性的转变，使我们远离了社会选择理论描绘的世界。参与公共领域内的交往行为与聚合偏好的投票是大相径庭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应该取消投票，因为选举活动确实为话语转换创造了机会，并且选举本身使国家行动者有理由倾听公共领域的民情。从民主角度看，公共领域内的交往包含着本体论的转换，这与国家内部的投票形成了鲜明对比。但是，公共领域内的交往还是民主的吗?是的。即使我们狭隘地从公共舆论的形成及其向国家行为转换的角度来考虑民主，答案也是一样的。在本章中，我力图在公共选择和协商民主传统之间保持一定程度的相称性和可比性。我希望我已经阐明，聚合民主论者(包括社会选择论者)将某些机制视为完全民主的必要组成部分。我们可以详细阐述具备同这些机制相似的交往机制的协商民主。特别是，协商机制可能包含在公共领域和国家的双重视野下。一旦这两个角色本身是按照话语条件来指定的，而且二者正是通过替代性角色来解决冲突的，那么，协商民主就不是批判者们所驳斥的极不完整的理论，虽然批判者们夸大了这种理论的不可行性和原则上的非连贯性，并对其嗤之以鼻。
话语机制和选举机制并没有涵盖由公共领域向国家的转换机制的全部理论空间。詹姆斯·菲什金(James Fishkin，1991，1995)提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观点，这与他关于协商性的公共舆论测验的观点是联系在一起的。从协商民主角度来看，一般的公共舆论测验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只登记了未加考虑的偏好。协商性的公共舆论测验则是从大众中随机抽取样本，使他们就选举的关键问题进行讨论协商，调查他们在某一问题中所处的位置，然后公布结果。这样做的意图是了解普通民众在能参与真实协商时所持意见的分布情况。这远不同于一般公共舆论测验登记的草率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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