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尔根·哈贝马斯  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社会理论家，被雀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袖”、“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界领军人物”。曾获黑格尔奖、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奖、阿多尔诺奖和硕尔兄妹奖。2001年4月，他应邀来华访问，在北京和上海作学术报告并进行学术交流。
　　哈贝马斯的理论涵盖了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道德学和法理论以及文化理论，主要菱有《交往行为理论》（1981）、《现代性哲学话语》（1985）、《后形而上思维》（1991）、《事实与有效性》（1992）、《他者的引入》（1996）等。
　　米夏埃尔·哈勒  德国著名记者。生于1946年，1965——1972年在德国弗赖堡大学和瑞士巴塞尔大学学习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并获哲学博士学位。曾任瑞士一家报社主任编辑、德国《明镜》周刊编辑。1987年后担任《时光》周刊栏目负责人，1990年起为《时代》周刊撰稿人、出版商。

　　尤尔根·哈贝马斯的理论涵盖了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道德和法理论，文化理论等领域，被誉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袖，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界领军人物。　　　哈贝马斯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他的著作却晦涩难懂，有人形容读哈贝斯的书就是好比是“奋力攀登山峰”。本书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大师用通俗易懂的话语阐释他深邃的思想。此书出版后立即引起了国际学界的普通关注，激发了热烈的讨论。今天，它无疑仍然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尤其在发生了“9·11”恐怖的袭击和阿富汗战争（这场战争与当年的海湾战争有许多相似之处）之后，人们对当前世界局势及其未来发展表现出深深的忧虑，并进行了严肃的思考，而哈贝马斯的许多见解，可以为我们提供新的参照和启发。

　　总序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和繁忙，终于坐下来为这套学术对话译丛写序言了，心里感慨万千。上个月好友从家乡来，谈及我目前所从事的工作，他非常惊讶我在这么好的中央学术机关呆着，不全心全意从事严肃的学术工作，而花大量的力气和时间从事译介和出版工作。
　　我略微思考一下，这样回答他的惊讶：出版界出版的国外的学术书很多，然而也很滥；很多在西方是昙花一现的书，在我们这里却被奉为圭臬；很多在西方影响深远的书，坊间却久久不见译本；我本人是个“书虫”，酷爱图书，很多朋友包括国外的出版社及其代理商，知道我的嗜好，经常寄书和发送图书信息，我在畅游书海之余，常为其他读者遗憾。
　　1999年夏季，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副总编辑黄育海和编辑李宁来京，得知我手中有那么多好书，就鼓动我精选一套丛书，浙江人民出版社愿意购置版权。面对他们的热情和敬业精神，我无法推辞。接下来便是紧张的选书工作，我们经过反复商榷，确定以下四条为选书标准：第一，所遴选的著作必须是当代西方具有深远影响的主流作品；第二，作者必须是享有“世界”声誉的重要人物；第三，每本书是以某一学科为主，兼及其他学科，整套丛书是跨学科的；第四，最好是采用生动活泼的形式来展示各学科、各领域的大师对全球化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的深刻洞见和超前性的预警。
　　前三条标准还便于操作，最后一条却是知易行难。经过反复思考和大量筛选，终于寻找到用“对话”形式去切入这四条严格的标准。“对话”这种形式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末是非常盛行的，尤其是“对话”这个词语经常挂在人们嘴边，后来，渐渐式微了。现在这种文体和形式又引起人们的关注。而在西方历史上，对话体是最早出现的学术语体。希腊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许多脍炙人口的言行，大多是他的学生柏拉图用对话体的形式记录下的，柏拉图用生动的语言和传神的笔调录下了苏格拉底深邃的思想。用对话形式去解说深邃的思想，根据希腊语文学家的考证，早在苏格拉底之前就盛行，这种追问真理的方式浸润已久，渗透到希腊语言中去了，“辩证法”在希腊语中意思为“对话”或“谈话”。美国著名法学家哈罗德·伯尔曼在名著《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中指出：“古希腊哲学家们将‘对话的艺术’（teklne di-alektike）作为推理的一种方法；的确如此，柏拉图将它视为他所称之为‘科学’的真理知识的惟一可靠的方法。”……
　　
　　
　　薛晓源

　　未来的德国在欧洲起何种作用，德国作为欧洲共同体经济上的火车头，在促进东欧和平的社会经济发展方面以何种方式提供援助，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达成一种共识。此外，我希望就植根于德国历史经验的所谓宪法爱国主义也能建立一种共识。关于这种经验，H.A.温克勒（H.A.Winkler）曾在一篇文章中提醒我们，从18世纪中叶以来，“民族”这个原本是左派的概念就变成了一个右派的战斗口号。当然，我们也不会忘记，德国是惟一一个在世界经济危机中，放弃了民主法制国家的政治体制而建立了法西斯独裁制度的高度工业化国家。
　　不但如此，为了不至于遭到“后民族的专横跋扈”的指责，我们还必须明白民族国家在功能和形式上发生的变化。最后，我们必须划定一个范围，使如何实现大家作出的口头承诺，即关于克服资本主义的社会和生态危机的承诺的争论，得以广泛地展开。只有就各种具体政策的选择展开论战，我们才能决定如何处理来自东欧和第三世界最贫穷国家的大量移民问题。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究竟要保卫什么：是一个内部四分五裂、对外巩固其扩张利益的社会的粗俗福利沙文主义，还是一个高度个性化社会的完整性-这个社会无疑应该保证其易受损害的功能系统的完好无损，但这仅仅是为了实现它所要求的普适主义的宪法基本原则。
　　书摘1
　　假设我今天再一次被我所认为的科尔外交政策的历史意义所蒙蔽，假如除了这种政策我们没有任何别的选择--就像您的问题所提示的那样，进一步说，为了支持这样的论点，我们假设，科尔甚至意识到了政治文化和他不得不承受的道德代价的不可估量性--即使这样，假如知识分子不指出无法弥补的损失，那也是一种失职。应当说，他们的批评并非针对国家统一本身，而是针对达到这一目的的方式。请让我提醒人们注意三件事。首先，我们必须意识到一种政治历史的新维度，在国家安全部的统治下，前民主德国的人民与这段历史不可救药地纠缠在一起。许多人之所以提出放慢统一的速度，目的恰在于让前民主德国的人民有一段自我反省、与自己的过去决裂的时间。这一主张的用意首先是造成一种状况，使前民主德国人民能自动地处理这类棘手的问题。
　　如果不是在自己内部、出于自愿并依靠自己的力量，这些问题将是难以解决的。
　　只有在共同分担历史的基础上，只有在具有类似经验的他者知道对方在谈论什么问题的前提下，自我理解的公开辩论才能具有合法性，因为这种辩论始终蕴含着彼此伤害的巨大危险。神学家和社会民主党在人民院的党团领袖理查德·施罗德质问我们，解散国家安全部门的工作是否要无限期地拖下去，并借助西方媒体的帮助：“这个题目应该进行公开讨论。
　　但由谁来讨论？……在国家安全部的问题上，西部人恰恰缺乏一种无法弥补的东西：他们没有亲身经历过这一切……他们必须倾听我们的介绍，弄懂过去是怎么一回事。即使他们觉得难以理解，也不得不坐下来仔细倾听。而我们东部人在度过了这乱糟糟的一年后，也应该在我们被揭发之前，作一些努力来正确地回忆一下，我们在这一年以前是怎样生活、怎样想的……"施罗德的抱怨使我们想起了当年在西方占领区开展的非纳粹化运动，明白了它为什么会失败。占领军强迫人做的事情，感到不理解的被强迫者只会在策略上加以应付。而今天，在新的联邦州甚至没有一支占领军，有的只是自己同胞的指手画脚，他们由于偶然和幸运才躲过了类似的遭遇。人民在应该由他们自己做的事情被越俎代庖时，怎么会产生政治的自我意识？后来，出于对第三次凌辱的反抗，人民院--只是在最后时刻--才阻止了国家安全部的档案落人联邦德国之手。在这之前，联邦政府派驻民主德国的特使，民权运动的拥护者约阿西姆。高克（Joachim Gauck），不得不抗拒基民盟的命令，拒绝在他所领导的机构内安插联邦德国宪法保卫局的专家。关于“档案法"的争斗决不会带来什么好结果。同样的问题在整个机构的法律脱钩方面也显露出来。
　　人们简直无法形容其中的尴尬，例如，大量的西部委员会在对民主德国的高等学校、学术研究机构、法院、管理部门和企业中工作的同行进行掺杂着政治思想审查的业绩考核时，就遇到了许多难以启齿的道德问题。在联邦德国的管理下，由于对“过去的劣迹”进行道德审查已成惯例，气氛的毒化便不仅涉及一个方面。对于我们这些在整顿工作中承担法官角色的管理者来说，所要做的，不过是在新的水平上继续玩我们早已驾轻就熟的最后清算的游戏而已。
　　我们今天只需作为内行，在清算过去的工作中评估他人造成的灾难。这就是君特·格拉斯在分析奥斯维辛带来的后果时所表达的担心。人们当然可以用正当但不合适的理由驳斥他，说德国的分裂并不是毁灭营遗留的政治后果。其次，我已经说过，我所提出的批评，针对的是统一进程所呈现出的民主缺损或国家公民意识的缺损。当人们就宪法展开讨论时，就有人认为，这是试图为顺利的行政执行设置障碍，因而可不予理睬，那些要求对宪法进行讨论的人则遭到嘲笑，被称之为乌托邦主义者，被指责为对宪法缺乏忠诚。然而，难道仅仅考虑一下我们的公民意识和政治文化--此外还有社会的两极分化--在此期间所付出的代价，便是非现实的吗？基本法规定，在出现特殊情况时，可以启动体制化的宪法立法程序。
　　难道人们仅仅因为期待联邦政府或社会民主党接受“圆桌会议"的动议--这些动议今天只是被一个争取德国各州实现民主联盟的委员会所采纳--便是乌托邦主义者吗？人们在公众交往的媒体上，为使这个由如此不平等的两部分合并而成的联邦共和国作为一个共同体--而不单单作为一个加紧建立的扩大的统一货币区--深入公民意识的努力，难道太过分了？国家的统一当然是通过民主选举而被合法化的。但统一的方式却剥夺了五分之四的选民自由选择的机会。
　　人们从未问过他们有何看法。他们能做的，仅仅是接受已经成为事实的合并--在一次令人沮丧的、投票率极低的联邦议院的选举中。这种统一的规范性缺损在于，“政治阶层"除了提出诸如“我们为德国感到高兴”的愚蠢竞选口号外，并未努力争取西部选民中的大多数投入到建立一个国家公民的统一民族的艰难事业中来，而这些人太年轻，由于与那个甚为陌生的民主德国缺少感情上的联系而显得不知所措。在另一方面也出现了类似的规范性缺损，因为除了匆忙地发放通往“德意志联邦"的无罪通行证，没有人向已经丧失了对1 933年以前时代的记忆的民主德国人民，认真地解释基本法所体现的民主和法制国家原则的规范性内涵。而这恰恰是希利·巴纳内的批评所表达的核心内容。第三，与此相反，政治家把宝押在了民族情感之上。科尔和魏格尔当然知道，政治制度不能单纯通过满足福利需要而被一体化。克劳斯·奥菲（Claus Offe）曾指出这了冷酷算计的“精英民族主义"的称呼，这种民族主义为仓促启动的经济一体化进程蒙上了一层合理的外衣。
　　的确，我们可以看到，民族主义的声音至少在西部，无不出自政治家之口，而不是在民间的酒吧间响起。如果我们想一想，民族主义总是与支配欲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们对这种总体上尚十分温和的论调也就可以放心了：作为多数的保守派长期以来在联邦议院的选举中毫无进展，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这样一来，右翼政党便不会抵挡不住诱惑而在外交政策上肆无忌惮。
　　这里需要的是就统一问题展开一场伦理一政治的大讨论，而不是向选民许诺决不通过增税来为统一提供财政支持。我们应该向那些由于出生地的偶然而逃脱了厄运、未像东部同胞那样，由于战争中犯下的野蛮行经而遭到战胜国清算的人发出呼吁，呼吁他们的支援。我们也应该理解我们的东欧邻居们由于福利的边界仅仅推进到奥德一尼斯河而遇到的难题。我们应当审视一下我们对自己的同胞承担的特殊义务与对东欧的支援之间的巧妙平衡，后者在沉重的经济负担之下，正在争取自我解放。
　　不过，这个话题只能由联邦总统来带头讨论，而另一些人正依照竞选的透明逻辑推行自己的纲领，并用一种强加于人的民族主义空洞言词伪装他们大肆宣传的所谓自身利益。他们虽然以典型的民族心理来猜度西部的公民，却不相信他们具有规范性素质。一种聪明的工具性实践肯定也会有它自己的理由。只有这种实践与夸张而空洞的言词之间的反差。

总序
未来世界向何处去(代译者前言)
前言
书面采访
海湾战争
— 一种新的德意志正常性的催化剂
统一的规范性缺损
作为未来的过去
欧洲的第二次机遇
理论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附录：
哈贝马斯访谈录
以色列或雅典：记忆的理性归于谁?
-约翰·巴普蒂斯特·梅茨论多文化之多样性的统一
后形而上的思维的主题
哈贝马斯：“实践理性”和“社会化主体性”
平等对话：文化交往的伦理原则
—哈贝马斯驳“文明冲突论”
西方人文科学的新范式
—哈贝马斯论“语言学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