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韦泽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人物：他不仅是一个行动的人道主义者，而且是一独特的思想家作为举世闻名的伟人，施韦泽体现了古希腊个人全面发展的理想和基督教博爱精神的完美结合。作为印度思想和中国思想的研究者，他双是综合东西方文化的杰出代表。、伟大的科学家阿尔贝特·爱因斯坦说过，在20世纪西方世界，施韦泽是惟一能与甘地相比的具有国际性道德影响的人物。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初步述评施韦泽的伦理学，为研究这位重要人物提供一些资料和看法。

　　一本关于生命伦理学主题的小册子，由他的一些回忆录、演讲录、专著片段集合而成，内容有个人生活历程、思想与道德流脉的追忆，也有伦理与文化关系的论述，还有道德真谛的阐释，字里行间同时流淌着哲学洞见与宗教悲悯。写作的基调是温宁的、谦恭的，但他并没有扔掉思想的“弹弓”，而是把它高高举起，瞄准战争狂热与技术崇拜。作为个人生活是大不幸，而作为伦理学家却是一种幸运：他亲历了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虽然没有厮杀于战壕，却因为其当时的交战国德国公民的身份蹲过法国的战俘营，结交了一位有人道主义情怀的监狱长，体验了太多的痛苦、颠沛、苦役、冷酷，目睹了人类间各色的杀戮、折磨和压迫，也感受了苦难环境中烛火般细微脆弱的人间温情，由此唤起他于心灵深处对战争与和平、掠夺与谦守、贪婪与节制、文明与野蛮、征服与敬畏进行全面而深入地反思。
　　人道主义就是人类在文明进程中思考与批判的重要精神成果。从本质意义上说，它是对野蛮的反叛，标志着人类文明的提升，是文明战胜野蛮的产物，它不仅强调人的价值第一，同时在多数人掌控的社会机器里维护少数人（如少数民族、黑人）的权益，在强权政治、经济格局中捍卫弱势群体（如妇孺、战俘、拘押者，绿色运动者还推及动物）的利益与尊严，在小康、富裕、健康、幸运、和平的社会生活秩序中眷顾并关怀贫困者、病患者、残障者与苦难者的身心。这些都是需要道德勇气的社会改良方向，要充分实践并实现这些文明社会的远景，我们既需要史怀哲式的终极升华，抵达敬畏生命（一种内心的生命意志）的境界，同时也需要亲历史怀哲的精神爬涉历程，以一种“战斗的”人道主义姿态举起反思与批判的“弹弓”。这算是我此次重读史怀哲的一点新体会吧。

　　译者后记
　　阿尔贝特·施韦泽是20世纪的一个伟人，他于1875年1月14日生于上阿尔萨斯的凯泽尔贝格。像德国文化史中的许多重要人物一样，他也出身于新教牧师家庭。当时阿尔萨斯属于德国，因此施韦泽前半生持德国护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阿尔萨斯归还法国，他就成了法国人。类似于许多阿尔萨斯人，施韦泽也讲两种语言：法语和阿尔萨斯德语方言。但是，施韦泽认为，德语是其母语，他的主要著作也是用德语写成的。1965年9月4日，施韦泽逝世于非洲加蓬共和国的兰巴雷内，这是他行医半个世纪之久的第二故乡。
　　作为西方优秀文化传统的光辉代表，施韦泽体现了古希腊个人全面发展的理想和基督教博爱精神的完美结合。施韦泽在青年时代就是一个享有声望的管风琴演奏家和巴赫研究家，同时又是哲学博士、神学博士、医学博士。然而，施韦泽给人印象最深之处并不是他的多才多艺，而是他对人类苦难的无比同情和极其热忱的献身精神。
　　1896年基督教圣灵降临节期间，21岁的施韦泽在家里思考自己的生活道路。他认为自己没有权利一直享受观现有的幸福生活，并决定在30岁以前从事布道、学术和音乐活动，30岁以后则走直接为人类服务的道路。从而，施韦泽放弃了在欧洲宗教、哲学、音乐各领域的锦绣前程，于1913年4月6日偕妻子海伦娜抵达当时的法国殖民地，赤道非洲的兰巴雷内，建立了自己的丛林诊所，义务为当地居民治病，直至与世长辞。在施韦泽逝世之后，这所医院在施韦泽友人的支持下继续得到发展，成为世界上行动的人道主义的象征。
　　施韦泽终生关注伦理和文化问题，写下了大量有关论述，创立了“敬畏生命”的伦理学，认为“善的本质是：保存生命，促进生命，使生命达到其最高度的发展。恶的本质是：毁灭生
　　命，损害生命，阻碍生命的发展”。施韦泽强调，由于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把同情的范围从人扩展到所有生物，它就具有完全不同于只涉及人的伦理学的深度、活力和动能，使我们与宇宙建立一种精神关系并成为新人。正是出于这种伦理的内在必然性，施韦泽不仅为治病救人而自我牺牲，而且为世界和平与反对核战争作了不懈的努力。
　　伟大的科学家阿尔贝特·爱因斯坦曾称赞施韦泽为“我们这一世纪最伟大的人物”，认为由于他的实际行动，在20世纪的西方世界，施韦泽是惟一能与甘地相比的具有国际性道德影响的人物。这种看法表达了许多人对施韦泽的评价。1989年底至1991年初，我在德国进修期间，深感德国人民对施韦泽的尊重及对其事业的支持。在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设有德国阿尔贝特·施韦泽中心，在魏玛建有施韦泽博物馆，各地还有许多机构，从事支持、宣传、研究施韦泽的事业和思想的工作。以施韦泽的名字命名的学校、医院、青年活动中心等不胜枚举，有关施韦泽的德语出版物也有数百种之多。
　　同时，我还了解到，法国阿尔萨斯京斯巴赫的施韦泽故居已成为施韦泽博物馆。世界上许多国家成立了施韦泽之友的组织，并已有国际性的施韦泽协会，有关他的各种语言的出版物达干余种。我国的东邻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出版《施韦泽全集》(19卷)的国家。还有许多人也走上了类似施韦泽的治病救人的道路。这一切表明，人们尊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施韦泽，表达了希望我们这个世界变得更有道德的善良愿望。
　　当时，这些情况使我产生了把施韦泽介绍给中国读者的想法。据我了解，有关施韦泽的汉语文献还比较少，港台的一些出版物基本译自英文。从而，中国读者对施韦泽的了解还不多，而哲学一伦理学界对施韦泽的研究也尚未开始。因此，为了便于广大读者了解和研究施韦泽的生平和思想，考虑到《敬畏生命——五十年来的基本论述》这本书虽然篇幅不大，但比较全面地概括了施韦泽敬畏生命伦理学的基本思想，就把它翻译了成中文，并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施韦泽“敬畏生命”的思想在中国流传以来，受到了我国学界和读书界的重视。“敬畏生命”这一施韦泽伦理学的核心范畴，已经为读者们普遍接受。由于《敬畏生命》是第一本直接从其母语(德语)译成中文的施韦泽论著，因此对于澄清国内学者依据英文、俄文等译本而使用的诸如“崇敬生命”、“崇拜生命”、“尊敬生命”等用法，并由此进一步理解和研究施韦泽的生平和思想，显然是有益和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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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是保存和促进生命，恶是阻碍和毁灭生命。如果我们摆脱自己的偏见，抛弃我们对其他生命的疏远性，与我们周围的生命休戚与共，那么我们就是道德的。只有这样，我们才是真正的人；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有一种特殊的、不会失去的、不断发展的和方向明确的德性。
　　敬畏生命、生命的休戚与共是世界中的大事。自然不懂得敬畏生命。它以最有意义的方式产生着无数生命，又以毫无意义的方式毁灭着它们。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等级，都对生命有着可怕的无知。他们只有生命意志，但不能体验发生在其他生命中的一切；他们痛苦，但不能共同痛苦。自然抚育的生命意志陷于难以理解的自我分裂之中。生命以其他生命为代价才得以生存下来。自然让生命去干最可怕的残忍事情。自然通过本能引导昆虫，让它们用毒刺在其他昆虫身上扎洞，然后产卵于其中；那些由卵发育而成的昆虫靠毛三过活，这些毛虫则被折磨至死。为了杀死可怜的小生命。自然引导蚂蚁成群结队地去攻击它们。看一看蜘蛛吧!自然教给它的手艺我么残酷。
　　从外部看，自然是美好和壮丽的，但认识它则是可怕的。它的残忍毫无意义!最宝贵的生命成为最低级生命的牺牲品。例如，一个儿童感染了结核病菌。接着，这种最低级生物就在儿童的最高贵机体内繁殖起来，结果导致这个儿童的痛苦和天亡。在非洲，每当我检验昏睡病人的血液时，我总是感到吃惊。为什么这些人的脸痛苦得变了形并不断呻吟：我的头，我的头!为什么他们必须彻夜哭泣并痛苦地死去?这是因为，在显微镜下人们可以看见10％o～40％。毫米的白色细菌；即使它们数量很少，以至于为了找到一个，有时得花上几个小时。
　　由于生命意志神秘的自我分裂，生命就这样相互争斗，给其他生命带来痛苦或死亡。这一切尽管无罪，却是有过的。自然教导的是这种残忍的利己主义。当然，自然也教导生物，在它需要时给自己的后代以爱和帮助。只是在这短暂的时间内，残忍的利己主义才得以中断。但是，更令人惊讶的是，动物能与自己的后代共同感受，能以直至死亡的自我牺牲精神爱它的后代，但拒绝与非其属类的生命休戚与共。
　　受制于盲目的利己主义的世界，就像一条漆黑的峡谷，光明仅仅停留在山峰之上。所有生命都必然生存于黑暗之中，只有一种生命能摆脱黑暗，看到光明。这种生命是最高的生命，人。只有人能够认识到敬畏生命，能够认识到休戚与共，能够摆脱其余生物苦陷其中的无知。
　　这一认识是存在发展中的大事。真理和善由此出现于世，光明驱散了黑暗，人们获得了最深刻的生命概念。共同体验的生命，由此在其存在中感受到整个世界的波浪冲击，达到自我意识，结束作为个别的存在，使我们之外的生存涌入我们的生存。
　　我们生存在世界之中，世界也生存于我们之中。这个认识包含着许多奥秘。为什么自然律和道德律如此冲突?为什么我们的理性不赞同自然中的生命现象，而必然形成与其所见尖锐对立的认识?为什么它必须在自身中发现完全不同于支配世界的规律?为什么在它发挥善的概念的地方，它就必须与世界作斗争?为什么我们必须经历这种冲突，而没有有朝一日调和它的希望?为什么不是和谐而是分裂?等等。上帝是产生一切的力量。为什么显示在自然中的上帝否定一切我们认为是道德的东西，即自然同时是有意义地促进生命和无意义地毁灭生命的力量?如果我们已能深刻地理解生命，敬畏生命，与其他生命休戚与共；那么，我们怎样使作为自然力的上帝，与我们所必然想象的作为道德意志的上帝、爱的上帝统一起来?
　　我们不能在一种完整的世界观和统一的上帝概念中坚定我们的德性，我们必须始终使德性免受世界观矛盾的损害，这种矛盾像毁灭性的巨浪一样冲击着它。我们必须建造一条大堤，它能保存下来吗?
　　
　　大家知道，文化的维系首先取决于我们内心精神生活源泉的喷发；然而，我们还是十分重视经济和社会问题。我们认为，尽可能多的人的尽可能大的物质自由，也是文化的要求。
　　我们认识到，我们显然缺乏对经济关系的影响，但这并不能使我们气馁。这种状况，多半是由现今的事实与事实、激情与激情之间的斗争造成的。我们缺乏影响力就是来自这种现实意识。如果我们决心用信念来解决问题，那么我们就能对事物施加大得多的影响。我们也有了有关的成熟见解。以经济理论和乌托邦为根据而进行的权力斗争，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不合目的性的，并会使我们陷入一种可怕的处境。我们只能针锋相对，通过合目的性的理解和信任，力图以合目的性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只有敬畏生命才能创立为此所需的信念。由于理解和信任，我们最合目的性地团结起来，并由此挟得对生活关系的重大影响，这一切始终是可能的。但是，只有所有人认为，对其他生命的敬畏和对其物质、精神福祉的考虑，是出于内心并在他们心中起作用的信念时，这种理解和信有才会出现。只有以敬畏生命为根据，我们才能获得统一的关于经济公正的尺度。
　　我们有可能实现这种发展吗?如果我们不愿意共同走向物质和精神的毁灭的话，我们必须这么做。一切知识和能力的进步，如果我们不是通过精神上的相应进步而控制它们，那么它们最终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由于我们对自然的控制力量，我们也以可怕的方式获得了对人的暴力手段。由于占有成百台机器，一个人或一个股份公司就控制了所有操纵这些机器的人。由于新的发明，一个人一动手就能杀死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什么也阻止不了我们共同毁于经济和物理的强力之中。最多只能是迫害者和被迫害者互换角色罢了。能够帮助我们的只能是放下我们各自所有的力量，但这是一种精神行为。
　　我们陶醉于当代众多的知识和能力的进步，而忘记了为人的精神进步问题担忧。我们无思想地和不可理解地陷于这样一种悲观主义之中：它相信一切进步，却不再相信个人和人类的精神进步。
　　就像船只遇到风暴时，船员们都要在甲板上控制船帆一样，这一事实促使我们思考。我们几乎已不再能相信个人和人类的精神进步，只是以怀疑的心情迫使自己相信这种进步。现在，我们大家重新共同要求实现个人和人类的精神进步，并对它重新抱有希望。如果我们的船只应在最后一刻离开风暴，这需要我们成功地完成转舵。
　　只有在敬畏生命的思考中，我们才可能成功。敬畏生命在哪里付诸实现，人们就在哪里思考和反省，然后就可能出现奇迹o—敬畏生命蕴含的基本和富有活力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
　　
　　但是，这种天然的深层伦理正处于一种什么处境!它已不能处理好人对自己状况的天然忧虑和对他人状况的天然忧虑之间的关系，并确定为他人奉献的义务的界限。
　　休谟本人并投有深入探讨如何实现他的伦理原则的问题。当时以及后来的哲学也不认为自己能严肃地处理这一问题。由于对其复杂性的预感使哲学家们对解决此间题持保留态度。
　　实际上，这种基本和富有活力的伦理的复杂性在于，人们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它。无论想用何种简明的命令和禁止的表达来确定它，都是不可能的。它完全是主观的。这一伦理让个人决定，他征何种程度上把自己奉献给他人。但它不允许放弃那种我们哙认为是太过分的奉献，即使这样做可能会给我们本身带来很大的损害。这一伦理不让我们的良心安宁。良心安宁对截们来说已成为一种神话。
　　在所有冲突中，奉献的伦理把这个如此困难的决定留给了愿意遵循它的—人们。企业家们很少会为此感到庆幸，他出于同情答应给一个最迫切需要的人一个工作位置，而不是托付一个在这方面受到最好训练的人。但是，如果谁以这种经验为基础，认为在他对于这些问题的考虑中，同情不可能有什么太大的意义，那么，他是要倒霉的。
　　通过对奉献问题的思考，我们已扩大了伦理活动的范围。我们意识到：伦理不仅与人，而且也与动物有关。动物和我们一样渴求幸福，承受痛苦和畏惧死亡。那些保持着敏锐感受性的人，都会发现同情所有动物的需要是自然的。这种思想就是承认：对动物的善良行为是伦理的天然要求。但由于多种原因，这种伦理要求在实行时会迟疑不决。事实上，与只对人类奉献的要求相比，在和我们与之相关的所有动物命运的交往中，会产生更多更复杂的冲突，新的和悲剧性的境况在于，我们在此始终必须在杀生和不杀生之间作出抉择。农民不可能饲养所有生存其畜群中的牲畜。他能留存的就这么多，即他能够饲养以及这种饲养会给他本人带来足够的收益。在许多情况下，为了拯救受到它们威胁的其他动物，我们也有必要牺牲这些动物。
　　谁照料一只掉下巢穴的小鸟，为了喂养它，谁就有必要杀死一些小生命，这种行为完全是任意的。他有什么权利为了这一生命而牺牲许多其他生命呢?为了使另一些动物免受他所不喜欢的动物的伤害，他也就任意地消灭这些动物。
　　
　　我们最迫切的目标在于，销毁大量现存的核武器，只有这样做和平才可能来临。但是，对这种措施，不存在完全足够的监控。如果任何已商定的一切都被遵守，那么这才会成为可能。在销毁现存核武器和由此而带来和平的未来谈判过程中，大国之间必须在遵守协定的可信性方面相互承认和信任。
　　就其本质而言，值得信赖的担保优于完全控制的担保。后一种担保只能保证发现协定未被遵守。而值得信赖的担保则能确保事实上遵守协定。
　　没有大国之间的相互信任，就不可销毁现有的核武器，使和平成为可能。
　　但是，这种我们期待的信赖怎样才能成为现实呢?不是各谈判政府之间相互作出的承诺，而是在其人民中间出现一种公众舆论，它要求销毁核武器并保证它的实现。
　　政府会被持不同政见的人取代。但人民常在。他们的意志是决定性的。
　　从而，在当代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如果没有各国人民对于销毁核武器的公正舆论，核武器就不可能被销毁。
　　不是所有与此有关的政府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也有这样的政府，它们有销毁核武器，并由此实现和平的愿望和计划，但并不认为有必要在其人民中出现一种促进和确保它实现的公众舆论。他们宁愿与一种不确定的公众舆论打交道，因为、这种舆论能根据他们的爱好加以控制。控制公众舆论是当代各国政府的主要活动。
　　当今，为了通过迅速和完全销毁大量核武器而实现持久和平，人们在任何一个有关国家中都不能幻想：没有一种要求和保证它的公众舆论就能销毁核武器。
　　如果核武器应被销毁的话，各国人民就必须坚持反对核武器的公众舆论。
　　……

施韦泽的敬畏生命伦理学述评[陈泽环]
编者导言[汉斯·瓦尔特·贝尔]
敬畏生命理论的产生及其对我们文化的意义
敬畏生命
要求和道路
文化危机和它的精神原因
青年时代的回忆
作为耶稣基督精神生命的伦理
哲学和动物保护运动
人类思想发展中的伦理问题
当今世界的和平问题
人道
当今和平之路
回顾与展望
阿尔贝特·施韦泽年表
译者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