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我们再从文化史的立场考察，便会发现早期中国宗教的发展表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事实，就是中国多神教的发展似乎反而堕到了很后面，殊不合乎一般宗教发展的常则。中国民族与希腊、印度民族很大的一个不同之点便是它缺乏史诗的创造，也缺乏早期的自然神教。这一个多神的阶段必然是有的，但是它却早已淹没了痕迹，同时黄帝与蚩尤之战等等也竞没有诗人来歌赞，也许是自始起中国即为一种道德政治的心灵支配着，因此代替了史诗，它只产生了一部三皇五帝的象征历史（Symbolic His-tory）。这部历史也许有很多真实的成分，但孔子的时代已感到文献之不足征。今日的考古的成就则至多可以考信到殷代的时期，古代史的正确图象的构画，还是一个极其艰巨的工作。理想化的成分显然也不在少数，但是从一个哲学的观点看来，重要点不是在它理想化了多少，而是何以人们竟会普遍地接受了这样的理想化，一直要到民国初年受西方刺激之后才引起一阵阵疑古的风尚。很明显地，中国早期象征历史乃是特殊中国心性的产物，所以古史本身的记载也许有许多伪托的成分（Make Belief），然而这更证明了中国的德性为本支配的灵魂是一个很早就已形成的真实。正统的观念也必在中国很早就发展了，周人既引“殷革夏命”来证明武王伐纣的正当，可见当时早已有一个大一统文化的观念，正统的道德性的观念很早就有压盖性的力量，所以地方性的自然神教没法子发展是可以想见了。但是奇怪的是，也许由于中国人中庸的性格，一方面固然清楚把握到自己的中心的目标，另一方面也让一些无关紧要的流俗信仰传留了下去，经过了很长一个时期之后才重新显现出来，故此保存中国古代神话遗迹的典籍如《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反而系出在道德形而上意识长足发展以后的时代，这从一般文化史发展的过程看来是一个极为反常的奇特现象，值得我们注意。在这样的后起的神话之中，有的出于诗人的想像或寓意的寄托，有的反映了新兴的地方神祗，有的则还保留了古老的图腾与英雄传统的遗迹，要如此构画出中国原始多神教的面目，不说是不可能，至少也是极为困难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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