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彦霖

河南鹤壁市人。文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早稻田大学访问学

者，入选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青年人才。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研究。主持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一项。先后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理论与批评》《当代作家评论》等刊物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多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入围第十一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业余从事文学创作，曾获首届“嘉润·复旦全球华语大学生文学奖”，作品散见于《中国作家》《诗刊》《星星》等。

本书是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吕彦霖关于姚雪垠文艺创作与文化实践的研究文集。通过对姚雪垠在四个人生阶段的四种不同历史语境下，如何在文艺创作与文化实践中区别化地处理“集团性”与“个人性”之间的关系，展示其与“革命”这一对他影响至深的、二十世纪以来的核心主题的互动关系，及其“革命文化人”自我定位的内在意涵的变迁。并以此为基点，展现并探讨三十年代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左翼青年，在历史的曲折中追求与“革命”的交汇、融合所生成的独特心理机制与精神世界。

总　序/洪治纲

大学之道，人文为先。没有坚实的人文底蕴，没有深厚的人文情怀，没有求真、创新、自由、平等、公正的现代社会理念，大学迟早会陷入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泥淖，甚至会变成精致的利己主义滋生与蔓延的温床，教育也就很难确保学生获得全面而健康的发展。这是我们学科同人多年来的思想共识和学术信念。

我们是大学教师，但我们也是学者，是恪守人文精神并且学有专攻的学者。因为我们深知，人不仅仅是一种物质生命的存在，还是一种精神、文化的存在。我们必须尊重每个个体的主体地位和个性差异，必须关心和理解不同个体多方面、多层次的内在需求，必须激发不同个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的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并最终使人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

如果问，何谓“人文精神”？我想，这应该是其核心之旨。所以鲁迅先生对现代文明社会的审度标尺，就是“立人”。一个国家能不能“立”起来，在他看来，首先就是这个国家中的人是否“立”起来了，而不是看它的经济指标，或者人均拥有多少本房产证。

作为从事人文教育的学者，我们对人文精神当然并不陌生。但是，在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强力冲击下，要坚持不懈地探究现代社会中的人文精神及其实践路径，并非易事。好在我们是地方性高校，没有“高处不胜寒”的压力，也没有必须实现“弯道超车”的预设目标。我们只是踏踏实实问学，认认真真做人。每天进步一点点，这是我们对自己学术的内心期许。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学科的全体同人，都在默默地躬身于各自的研究领域，勤思缅想，精耕细作。

我们因此而充实。无论春夏，无论秋冬。

或许我们的能力有限，眼界不高，学养不厚，但这并不影响我们求真和创新的勇气，也不影响我们对于人类悠久的人文主义传统的承继和弘扬。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是每一位大学教师的首要职责，也是彰显每位人文学者人格魅力的核心之所在。只有心中有了“道”，有了承担历史职责且顺应社会发展的“大道”，我们才能传出特有的生命之光，以及内在的精神高度。我们的学术，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在求真的过程中，孕育和培植内心的生命之道。故章学诚云：学者，学于道也。

但学术毕竟是一项极为艰难的事业，因为它自始至终都是为了求真，不仅在理论上，还要在实践中。严复就曾明确地将“学术”理解为先求真理，而后付之实践的过程：“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既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梁启超也说过类似的话：“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其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也。……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二者如辅车相依而不可离。学不足以应用于术，无益之学也；术而不以科学上之真理为基础者，欺世误人之术也。”我们当然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传道和授业的过程中，体用互动，生生不息，一起解答各种现代生存之惑，共同叩问人之为人的诸多本质。

这也是我们推出“泽地丛书”的重要理由。“泽地”，取自《周易》第四十五卦《萃》卦，卦象为下坤上兑，坤为地，兑为泽，即为“下地上泽”之象，象征“荟萃”之意。这是我们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全体同人的美好意愿，也是我们孜孜以求的学术理想。

在人类智慧的天空中，我们希望以执着的姿态飞过，并留下自己的痕迹。

本套丛书将以开放的方式，逐步汇聚我们学科各位学者的优秀成果，既包括已出版多年并在学界产生一定反响、需要修订再版的专著，也包括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的最新成果、学术新著以及优秀的博士论文等，几乎涵盖了本学科各二级研究方向，也囊括了不同代际的学者智慧，大体上反映了我们学科的主要特色和优势。第一辑出版之后，在学界引起了良好的反响，其中有三部著作获得浙江省第二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如今，我们按原计划推进第二辑的出版，继续为本学科团队成员提供展示与交流平台，以期进一步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

古人云：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学术是没有尽头的事业，真理也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去不断探索和实践。唯因如此，我们渴望通过自己的顽强求索，能够成为人文精神最坚实的传承者，并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将自己所秉持的学术信念力所能及地付诸实践，抑或在世界文化的交流中成为平等的对话者。

2024年春于杭州

绪论（部分）

鉴于对既有研究症结的认知，本书将以如下思路展开研究。首先，考虑到过度重视“外部因素”的政治性判断可能对研究对象的遮蔽，本书更倾向于在研究中辩证地平衡“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的比重，克服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强化一种从通常被视为“承受者”的个体的能动性着眼的“内生性视角”，关注二元在对立之外的互动关系，尤其是个体在这种互动关系中的作用。其次，从心态入手，关注精神结构生成的历史进程，并以精神结构的生成纽带，勾连政治/现实体验与文艺创作、文化实践，建构一种三者互为因果的分析机制，呈现其“辩证的互相塑造过程”1。最后，是确立整一性的长程视野，将姚雪垠的全部创作生涯都涵盖在讨论范围之中，并与其所在的不同时期的文学潮流与社会思想相互校正，从而降低“截取式”研究可能造成的误判风险，进而对其演进规律有更为贴切的认知。

在研究的总体构想上，本书拟以“作家论”牵引“思想史”，将“个案研究”与“时代关照”紧密结合，分别选取姚雪垠精神结构生成最为重要的四个时段，以文学社会学、战争理论、历史哲学及代际理论联合建构的复合视角，结合文献资料、版本考释、文本细读、数据统计等方法进行深入探讨，并以他在“集团性”与“个人性”两条“边界”之间给予自己的“革命文化人”的定位为切入点，将他的一系列文艺创作与文化实践及其生发的内在动因，放置在现/当代中国不断变动的历史情势与时代语境所共同构成的认知背景之中进行分析。笔者通过考辨姚雪垠在人生的四个不同时段中如何与所处时代的思想潮流，尤其是与“革命”这一对他影响至深且被视为中国二十世纪以来最为核心的思想主题进行互动，揭示其精神结构生成、演变的历史过程。需要指出的是，本书虽然以姚雪垠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却无意仅拘泥于对这一“个案”中的“事件”及“文本”的针对性研究，而是试图以思想史视野、社会学/历史哲学方法论、战争学理论等构建起来的多维视角，综合呈现作为“革命文化人”的姚雪垠所面临的不同历史情势的内在特征。同时发掘他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在自身的文艺创作与文化实践中处理“集团性”（政治功利性）与“个人性”（个人主体性）这对左翼/革命文学中的主要矛盾关系，并以此逐步完成对自身精神结构的形塑之历史过程，进而为知识界理解左翼青年在三十年代的革命思潮中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过程，以及他们在历史的曲折中寻求“自我”与“革命”交汇与融合的心路历程提供典范案例与有力补充。

全书共分为绪论、正文四章、结语及附录四个部分。绪论分为三节，第一节主要阐述本书选择以姚雪垠的思想演进作为研究对象的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第二节梳理与总结学术界既往对于姚雪垠的相关研究，发掘其中的缺憾与不足，并借此呈现本书的问题意识、研究方法与研究目标；第三节阐释本书在研究过程中的创新之处与所面临的研究难点。正文主体部分四章以时间顺序为线索。第一章以思潮阐释结合文学社会学的方法探究姚雪垠早年的学习与成长经历。第一节结合相关历史资料与作者回忆文字，探究身处闭塞故乡的少年经验对作者心理结构的生成与“觉悟”获得的影响；第二节探讨姚雪垠在进入省城开封后，在左翼文化思潮影响下获得的从“个人性”而“集团性”、从“文学”而“政治”的思想转向；第三节通过对姚雪垠攀登“文坛”的“北平经验”以及他所遭遇的“《风雨》事件”的探讨，呈现“文学青年”向“政治青年”转向所面临的组织困境。

第二章以“立体战”理论探讨战争对作家思维理念与文学创作形态的深刻影响。第一节阐述“立体战”形势对抗战文艺的“时段性”品格的深刻塑造；第二节以姚雪垠所在的第五战区的抗战文化实践为中心，探讨包括姚雪垠在内的知识分子群体如何处理“军人”职责与“文人”身份，及其背后价值理念冲突的关系；第三节借助对战时中国的三种青年类型——大后方知识青年、延安革命青年和战地“火线青年”的比较研究，凸显“火线青年”的独特姿态，由此展现战地生活对身处其中的个体精神气质的塑造。

第三章以《李自成》的创作思路为例，探讨姚雪垠如何调配自身历史观念与历史书写的内在逻辑，以此为基础传达自我的意识形态诉求。第一节从所处时代思潮语境与个人的学习氛围与阅读经验两个维度，对姚雪垠历史观念的生成过程进行探究；第二节以历史哲学为理论工具，剖析作者如何在文本内部建立一套沟通唯物史观与历史书写的动力机制，以此实现自身的意识形态诉求；第三节通过回溯从清末民初到《李自成》写作的四次“晚明书写”，呈现这套著名的“传统再发明”介质的演进路径及其内在指向，并分析姚雪垠晚年批判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行为背后的基于意识形态的深层意涵。

第四章主要以姚雪垠在晚年对自传体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的修改为中心，探讨他在八十年代的历史语境中呈现这一“晚年姿态”的内在动因。第一节对小说的版本信息及其被“冷藏”的原因进行分析；第二节从主要人物塑造、重要事件描写、文本形态呈现三个角度对小说的三个版本进行对校考释，呈现版本间的变化；第三节以八十年代的历史语境及与刘再复关于“文学主体性”的争论为线索，切入对姚雪垠“革命文化人”精神结构的解析，并以此为基点揭示其通过对自传体小说的大幅度修改所呈现出的“晚年”姿态的内在动因。

结语通过对姚雪垠在四个人生阶段的四种不同历史语境下，如何在文艺创作与文化实践中区别化地处理“集团性”与“个人性”之间的关系，展示其与“革命”这一对他影响至深的、二十世纪以来的核心主题的互动关系，及其“革命文化人”自我定位的内在意涵的变迁。并以此为基点，展现并探讨三十年代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左翼青年，在历史的曲折中追求与“革命”的交汇、融合所生成的独特心理机制与精神世界。附录部分则从作者自身的研究经验与体会出发，提出了推进姚雪垠研究持续深入的五点构想。

总序

序言

绪论

一、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二、学术史回顾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框架

第一章　从“边缘”到“中心”的精神嬗变

——姚雪垠早年经历的社会学再考察

第一节　“学习追求”之前——故乡生活与少年时代

第二节　“从故乡到省城”与“从‘个体’向‘集团’”——思想与视野的双  重转向

第三节　“北平经验”与“开封《风雨》”——“名作家”的组织之困

第二章　“立体战争”下的文艺新变与“火线青年”的自我形塑

第一节　“立体战争”情势与抗战文艺“时段性”品格的生成

第二节　在“文人”与“军人”之间——第五战区抗战文化实践考察

第三节　“火线青年”形象的自我形塑与多维凸显

第三章　史学观念与历史书写动力结构之探析——以《李自成》为例

第一节　时代“大气候”与三本“小书”——姚雪垠史学观念的生成

第二节　史学理念与历史书写的互动机制——以《李自成》为中心

第三节　再续“晚明书写”及与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之辩

第四章　一个“革命文化人”的晚年姿态——以姚雪垠对《春暖花开的时候》的修改为中心

第一节　被“冷藏”的青年代表作及其“命运”再审视

第二节　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之版本考释

第三节　修改动因探源及其背后的“革命文化人”之晚年姿态

结　语

附　录

“屏除丝竹入中年”——关于姚雪垠研究的一些构想

参考文献

一、原始期刊类

二、作品类

三、著作类

四、文章类

后　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