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寻回自然科学的“生活世界起源”
第一节 回到“实践唯物论”
一、自然科学的生活世界起源问题
“回到唯物论”是当代STS提出来的一个口号。如皮克林呼吁“科学研究要回到物质世界”，拉图尔在2007年的一篇文章中呼唤“回到唯物论”，女性主义也提出了“向唯物论回归”。这种提法与埃德蒙德 胡塞尔（Edmund Husserl）对西方科学的“数学化”分析有关。在《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一书中，胡塞尔通过揭露数学化的自然科学的抽象基础，解释了伽利略对数学的普遍化的“发明”，其解释的目的是说明这种“数学化的科学”如何遗忘了自然科学的“生活世界起源”的问题。
胡塞尔从认识论的角度详细分析了这种几何化的自然观的“祛魅过程”。在原初的意义上，我们周围的理论的世界是事物处于典范式的流变状态之中，在周围世界中的那些可感性地经验到的和在感性的直观上可设想的形状，以及在任何一般性的层次上可设想的这些各类形状，互相交融地组成一个连续统一体，在这一开放的无限的范围中的每一个形状即使在现实中是作为事实被直观地给予的，也还是缺乏“客观性”；因而它不是主观际地可规定的，在它的规定性方面对于每个人来说可以是互相交流的，测量的技艺显然有助于实现这种客观性的目的，测量的技艺在实践中发现把某些在实际中普遍被使用的、具体地固定在经验上不变的物体上的经验的基本形状选择出来作为标准的可能性。测量的技艺还发现借助于这些基本的形状和其他形状之间所存在的（或所能发现的）关系，主观际地和在实践上一义性地确定后者的可能性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经验的测量的艺术和它的在经验-实践方面的客观化的功能，是如何作为一种自觉地寻求规定“真的”东西的，即规定世界的客观的存有的知识，也即“哲学的”知识的努力的后果，经过一种从实践的兴趣到理论的兴趣的转化，而被观念化，并因而成为一种纯粹几何的思想方法的。在欧几里得几何中，继希尔伯特对之进行形式公理化处理以后，基本术语已摆脱了实际意义上的含义的约束，逻辑推理已摆脱了依赖人们直观空间观念的习性，几何公理系统的相容性、独立性和完备性的标准的确立，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无歧义的、主观际可交流的“客观世界”。因此，胡塞尔说欧几里得的这个几何世界中的交流，不是单个地、不完全地、仿佛偶然地被我们获知的，而是通过一种理性的、连续的、统一的方法被我们认识的。
实验在科学中的地位，相当于科学家把经验的自然上升到理念的自然的工具或桥梁。借助于实验室的测量技艺活动，经验的自然就不断地向着“几何化”的自然逼近。具体的过程是这样实施的：首先，精确的数学通过指导测量活动降低到经验自然，从而成为一种认识实在的一般方法。其次，把自然事物的形状方面“直接数学化”。*后，把自然事物的质料方面“间接数学化”，即通过测量的活动，把事物的质料性内容，如声音、冷热等转化成声波振动、热振动的测量数值，把它们变成纯粹形状世界的东西。“任何测量都获得一种向永远不能*终达到的有关的理念极标，即向有关的数学上理念存有 不断趋近的意义。”结果牛顿和伽利略就以数学的方式构成的理念存有的世界开始偷偷摸摸地取代作为唯一实在的，通过知觉实际地被给予的，被经验到并能被经验到的世界，即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这件数学和数学的自然科学外衣，在一个不断推进的过程中达到算术化这个*高阶段。这同时也表示着超越算术化，导致完全形式化。这个形式化的世界包括对一切科学家等受过教育的人来说作为客观实际的真正的自然。在这个理想世界中，理论物理学家就相当于一台水果榨汁机，不断地从前提中榨取蕴含的结论，而这种结论却是人类的有限理智无法直接观察到的。实验的物理学家负责提供从直观地给予的周围世界向理想的极标上升的过程中所需要的实验和测量。
结果“正是这件理念的衣服使我们把只是一种方法的东西当成真正的存有 这层理念的化装使得这种方法、这种公式、这种理论的本来意义成为不可理解的”，而这种“生活世界”恰恰是“自然科学的被遗忘了的意义基础”。科学世界和生活世界、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在这里发生了分离，客观的科学世界摆脱了我们所生活的主观和相对的世界。与之对应，在本体论方面导致西方传统文化所特有的“自然的两岔”现象。借助于欧几里得理性，排除了自由、价值以及我们生活中对终极意义的信念，科学真理和道德规范出现二律背反，近代科学完成了自己的“祛魅运动”。
胡塞尔对“生活世界”中科学的问题的关注，要求科学返回“生活世界”，这种传统认识论哲学所没有关注的问题，恰恰成为当代STS研究的中心课题—寻求科学的生活世界的起源，使STS真正返回生活的物质世界，反思科学的“唯物论”，成为新的科学反思的一个切入。
二、唯物论中的“物”与科学实践
何为科学实践意义上的“唯物论”？拉图尔在评析类似上述的传统科学观时指出，“每一个唯物论者内心都沉睡着一个唯心论者”，因此，他呼吁返回一种“真正的唯物论” ，为此，他又在“唯心的唯物论”（ideal materialism）或“理念化的唯物论”（idealized materialism）与“物质唯物论”（material materialism）之间进行了区分。在拉图尔看来，对唯物论的传统界定是，它“似乎总是简单地诉诸某一类型的力量、一些实体、力，从而使得分析者能够说明、取消或者认清其他类型的力量” ，特别是它“认为我们可以通过物质基础（material infrastructure）来解释概念性的上层建筑”。因此，“诉诸唯物论，能够粉碎那些试图隐藏在诸如道德、文化、宗教、政治或艺术后面的那些*粗暴的利益”。但是，传统唯物论在两个层面上是唯心论的。
（1）把科学推向柏拉图的理念世界，或康德式的现象界。传统唯物论坚持认为“我们认知方式的几何化”与“被认知之物的几何化”之间存在“相同性”。这仅仅是因为我们有这样一种忠诚的信仰，即科学只研究被认知“客体”的第一属性—几何或广延性，从而将其第二属性从科学中清除。然而，在事实上，任何一部机器，它可作为一幅设计图纸、作为“内在于长久以来的几何史所发明的同质空间的一部分”而存在，但与作为“一种能够抵御侵蚀和腐烂的真实实体而存在”完全是两码事。传统唯物论的错误就在于坚持把“物质自身的本体论性质”与“图纸和几何空间的本体论性质”等同起来。这样，借助于一种欧几里得式的抽象，几何式唯物论就抹杀掉了隐藏在科学语境中的道德、文化、经济与政治之类的利益。这种抹杀，恰恰凸显出它的唯心特征，继而丧失了对科学的一种真正的唯物论的理解途径。这种理想的唯物论所建构出来的科学对象，充其量不过是柏拉图理念世界中的存在物，或是康德式的现象界的物，而不是真实客观世界中的实体。这是当代科学实在论一直无法摆脱的困境。主流科学哲学一直想对科学家从事的研究进行合理性辩护，表明科学家的确是在研究客观世界中的客体及其规律，但实际上却建构出了一个现象界意义上的对象，与科学家所认为的他们研究的是真实世界中的客观世界相去甚远，因为这一客观世界实际上被推到了康德式的“物自体”世界，人们永远无法认识它。无怪乎史蒂文 温伯格（Steven Weinberg）说道：“科学哲学对科学家来说，就像鸟类学对鸟的效用一样。”
（2）技术史一直都是唯心的唯物论*坚强的堡垒。技术史中有两种类型的存在，第一种存在是由长期的几何史所发明的“同质性空间”的内在部分，表现为静止的、永恒的与完美的几何图形。像科学哲学一样，技术哲学也一直把技术的人工物（真实物质本体）视为不过是完美几何图形的本体论的摹本。同时，唯心的唯物论者完全无视在机械装置产生过程中的艰辛劳作，无视其中充斥着的“生产”“聚集”“追踪”“确认”“维持”“校准”等技术活动。在唯心的唯物论那里，似乎一张图纸就决定了机器的产生。这就是拉图尔为什么认为直到现在的唯物论都一直看起来是如此唯心论：它让物自身应该是什么的想法一直停留在这种抽象奇迹（也就是第一属性）之中，使真实物体之间的“类似性”仅仅成为其几何图形的再现。这种奇迹之所以是唯心论的，原因在于它在整体上忽视了制造图纸的具体的实践活动，消除了那些制造图纸的特征所对应的机器的工程实践的整体网络。
基于唯心的唯物论的问题，拉图尔提出要返回真正的唯物论—唯物或物质的唯物论。唯心的唯物论所坚持的是对客体的浅描（thin description），科学实践则坚持对物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何为深描？深描凸显唯物的唯物论中的“物”。拉图尔为此对“客体”与“物”进行了区分。客体被认为是外在的、独立的存在，是一种不变的实质；而物的含义却与之不同，他赞同马丁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思想，将物界定为一种“聚集”、一种“集合”，或一种“物化”（thinging），因此物并不是一个不变的、固定的东西，而是一个聚集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各种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共同聚合为物。于是，物质并不是客体，而是物；技术不是作为客体而存在，而是作为物而存在。在此基础之上，拉图尔说，旧唯物论对物和技术的界定，忽视了它们的“物性”（thingness），因此是一种唯心的唯物论。拉图尔所坚持的唯物论，主张从物的角度，而不是客体的角度来思考世界，因此是一种真正的物质的唯物论。拉图尔主张唯物论应该从“唯心的唯物论”“理念化的唯物论”转向“唯物的唯物论”或“物质的唯物论”。皮克林形象地把它称为STS要“生活在物质世界”：“我们应该把科学（包括技术和社会）看作是一个人类力量和物力量（物质）共同作用的领域。在网络中人类力量与物力量相互交织并在网络中共同进化。”在这种“物”的观念中，科学便成了一个实践概念。在这里，物就是指自然、仪器与社会之间机遇性相聚集的空间或场所，即物质-概念-社会的聚集体。皮克林把聚集体称为物之稠密处（the thick of things）。这样，通过唯物的唯物论，科学实践促使人们关注物质文化的场所—主客体的交汇点，相应的实验室生活（科学实践得以发生的真实时空）也就成为STS的研究中心。研究实验中科学事实是如何在物质-概念-社会的聚集体的建构中生成出来，研究实验室所生成的科学事实所带来的自然-社会、客体-主体之间的共生、共存与共演的历史，就构成了当代STS中生成本体论研究的主线。
如何返回物质世界中的科学实践？在STS研究中，先行要做的就是消除“理论优位”的传统。这就导致了伽里森等对科学哲学、皮克林等的SSK的批判。
第二节 消除STS中的“理论优位”
一、科学哲学中的“理论优位”
（一）实证主义中的“理论优位”
科学哲学中的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一般认为是后库恩的科学哲学主流）之间存在着基本的一致性，甚至到了20世纪中叶，在科学哲学占主导地位的传统中，仍然保留着“分析传统”的特质。这种传统趋向于把科学主要视为一种理论，而不是实践。即使到了逻辑经验论受到了库恩之后的后实证主义挑战时，对理论优位的强调仍然占据着科学哲学的中心地位。这就是伽里森所称的“实证主义者与反实证主义之争”（positivist—anti-positivist controversy）。
逻辑实证主义与反实证主义的共同点在于把科学视为“理性知识”，即科学由符合逻辑的命题或命题的集合构成，于是，对命题的分类与如何表征命题之间的关系，就成为科学哲学研究的中心议题。观察命题（或经验命题）与理论命题，构成了作为理性知识的科学的二元结构，实证主义强调经验命题优先，反实证主义强调理论命题优先。如何在两种命题中确立相互的联系，构成了科学哲学研究的关键问题。
事实上，经过科学哲学家的大量研究，人们发现这种联系并非一目了然。于是各式各样的中介规则相继推出，这些规则通常采取了抽象的逻辑或数学形式，如对应规则、协合定义、词典或某种详细的解释体系，这些规则扮演着中介性的转译功能。随着中介规则的增多，理论命题与观察命题之间的界限也变得越来越模糊。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理论命题*终来源于观察命题，这种还原论解释，为科学与非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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