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原名梁绍生，祖籍山东荣成，1949年生于哈尔滨，当代知名作家、学者。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资深教授，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至今创作了包括散文、小说、杂论、纪实文学等在内的作品逾千万字。代表作有《雪城》《年轮》《返城年代》《今夜有暴风雪》。凭借作品《人世间》荣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从复旦到北影（节选）
　　我到复旦那天，两腿浮肿，鞋袜难脱。以为是在火车上坐的，并不是，是急性肝病的症状。
　　当天晚上，专业已报到的同学们，聚在一起开“认识会”。天南地北，各自拿出带来的好吃的东西，堆了一桌子。我只剩下几个小苹果，不好意思拿出来，也不好意思光吃别人的，就吸烟。
　　我的东北老乡，C，女性，放在桌上的是两个哈尔滨特有的“大列巴”，有小脸盆那么大。我只在很小时吃过几次。当时哈尔滨难以买到。大家觉得新奇，切了，你一片他一片，都说好吃，我也拿起一片吃。吃的是老乡的，太客气反而显得疏远。我在一师，C来自五师，原先互不认识。心中暗想，同学中有一个老乡兼兵团战友，真不错。
　　有一同学问：“听说你们哈尔滨人天天吃这种‘大列巴’？”
　　C回答：“当然。哈尔滨人个个都是从小吃‘大列巴’长大的！”
　　我觉得很有纠正一下的必要，便说：“只有百分之五，也许还更少的哈尔滨人是从小吃‘大列巴’长大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是从小吃大饼子长大的。”
　　我说的是绝对正确的。因为当时哈尔滨人的粮食定量是——面粉二斤，大米一斤，其余全是粗粮。米面在一般家庭中，除了过年过节，都是给上班的人带的。
　　C当即反驳我：“你一个人是吃大饼子长大的，也代表不了哈尔滨人。我就是从小吃‘大列巴’夹红肠长大的！”
　　我据理力争，说我是百分之九十五中的一个，当然代表大多数哈尔滨人。她不过是百分之五那“一小撮”中的一个，无论如何代表不了哈尔滨人。
　　她生气了，说：“你说谁是‘一小撮’？告诉你，我的家庭是‘革干家庭’！你侮辱革命干部！”
　　我说：“我不知道啊！可你为什么要说谎呢？为什么要欺骗这么多初识的同学们呢？你明明知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哈尔滨人吃的是粗粮！哈尔滨人如果都是从小吃‘大列巴’夹红肠长大的，哈尔滨人早算进入共产主义了！”
　　我认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哈尔滨人究竟是从小吃“大列巴”夹红肠还是吃大饼子长大的，这是非辩论清楚不可的。对于这一类问题，我一向特别敏感，容不得别人当我面说一句假话。
　　她说：“你的话里明明有对现实不满的意思！”
　　我火了，说：“咱俩都是工农兵学员，你少跟我来这一套！就算我对现实不满，你又能把我怎么样？”
　　她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那我就有权批判你！”
　　我说：“你不过是从小吃‘大列巴’夹红肠长大的共产党员，统计一下，你在共产党员中也不过是百分之五！”
　　其他的同学就劝解。他们越劝解，我越来气。我希望他们都能够相信我的真话，而不要相信C的假话。但他们似乎对我与C争论的问题一点也不感兴趣，只对“大列巴”感兴趣，这比他们相信了C的话还令我气愤。若在兵团，如果C不是女的，而是男的，说哈尔滨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从小吃“大列巴”夹红肠长大的，还坚持，非被吃大饼子长大的哈尔滨青年们合伙揍一顿不可！
　　怎么能瞪着眼睛认真严肃地说假话呢？
　　C拍了一下桌子，气势汹汹地说：“你这是在分化我们党员队伍！”
　　我腾地立了起来，说：“滚你妈的！”将吃剩下那半片“大列巴”，狠狠朝桌上一摔，猛转身离开了，回到自己的宿舍。
　　我以前从不骂人，是到木材加工厂后学会的。学会了，就觉得在必要时来一句“滚你妈的”，十分管用。
　　我躺在自己床上，还气得不行，还想再去找C展开一场大辩论。忍而又忍，才忍住怒火。
　　我的性格中，有种过于认真而又过于激烈的劣根性。在连队，跟几任连干部大吵过。在团里，跟政治部主任、副主任、参谋长大吵过。到木材加工厂，性格依然不改。
　　我在初二便已入团。到了北大荒，要求重新入团。劳动很能干，不怕苦不怕累的。就是因为这种性格，重新入团竟入不了。四年后，调到团宣传股的前一年，只好又请求恢复团籍，补了十二元多的团费。教训可谓深刻，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现在回想起来，哈尔滨人究竟是从小吃“大列巴”还是吃大饼子长大的，有什么值得辩论的呢？吃大饼子长大的有之，吃“大列巴”夹红肠长大的也有之。干吗脸红脖子粗地争谁代表百分之九十五的哈尔滨人呢？
　　听隔壁宿舍阵阵说笑声，我忽然意识到，我是换到了另一种环境里。复旦与北大荒太不一样了。我将与之共处的同学也与木材加工厂抬木头的伙伴们太不一样了。我必须正视这个现实。想起陈老师在我们团招待所里对我说过的那番告诫的话，倏然地我心中产生了一种孤独感。
　　隔壁宿舍里不断传来欢声笑语，C的说笑声尤为响亮。同学们吃着她的“大列巴”，当然不会表示怀疑她的话而相信我的话了。
　　可我从来没有像那时那刻一样，希望自己的话被相信。每月二斤面粉的哈尔滨人——我心里真是有些难过。
　　隔了两天，我到医务室去看身体复检结果。医生问过我的姓名，翻到我的化验单，只看了一眼，就低声叫道：“乖乖，好家伙！”接着说：“你跟我来，你跟我来！”不用手扯我，用夹化验单的夹板从背后顶着我往前走。我就这么被顶上了医务室的二楼，顶进了一扇三夹板临时做成的门内。我糊里糊涂地问：“这是什么地方啊？”
　　医生说：“肝炎隔离室。”
　　我这才知道，我是一个带病毒者——转氨酶五百八十以上。
　　我请求道：“那也得让我回宿舍一次呀！”
　　医生说：“不行。你的一切东西都得经过严格消毒。消毒后日常用的我们会替你送来。从现在起你不能离开这里！”
　　共有二十几名各系各专业的新生被关闭在“肝炎隔离室”。我是其中肝指数最高的。大家的活动区仅限各房间，每房间四五人，有一个四十多平方米的大阳台。阳台下是篮球场。可谁也不愿出现在阳台上，那好像等于自我展览。
　　我苦闷起来，唯恐被退回兵团。未入复旦，不知复旦名气。入了复旦，方知复旦果果真真是可以改变一个人命运的地方。有一个上海“老高三”的新生，与我对面床，每天向我讲复旦的历史。我才知道复旦是出名人的地方，不禁从此对这所大学肃然起敬。
　　有一天，学校里的气氛似乎显得有些异常。那“老高三”经常偷偷溜出隔离室，带回一些消息。那天他又溜出去了，回来后告诉我们，是某国元首到学校参观，还说翻译就是复旦上一届分配到外交部的学生。“肝友”中一个外语系的，不知为什么就哭了。大家问他哭什么，他说：“我的名额将来是要分到外交部去的，现在却被关在这儿！”大家寂然。
　　大学既是往人头脑里灌输学问的地方，也是在人头脑里编织梦幻的地方。天天批“智育第一”，学问贬值。“戴帽分配”——即入学前便已预知分配去向，尤使梦幻迷人。想想看，昨天还在握锄把或抡大锤，明天突然进了某某名牌大学，三年后将要被分配到什么外交部、文化部、中宣部、《人民日报》社等好去处，怎地不使人天天做梦呢？
　　“肝友”中还有一个国际政治系的，是广西农村学员。“老高三”半真半假地对他说，他们这一届国际政治系中，有分配到中国驻联合国办事处去的。他便天天梦想着有朝一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每天不断地冲葡萄糖水喝，以为转氨酶会早降下来。还买了一本《肝脏病知识》，手不释卷。一会儿用小镜照舌苔，一会儿看手，害怕发现“肝掌”。
　　我也借来那本《肝脏病知识》读，也学会了长长地伸出舌头照着小镜自己观察自己的舌苔，也学会了观察身上有没有“蜘蛛痣”，手上出没出现肝掌。也梦想，梦想有朝一日分配到黑龙江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做一名编辑。为这个梦想也暗暗祈祷过，不是祈祷上帝，而是祈祷“复方”什么“草冲剂”——医生每天给我三次的草药汤。
　　一天，刚刚吃过晚饭，正躺在床上忧愁，忽听外面有人喊我。走到阳台上，朝下一望，是陈老师。见了他，就如同见了一位久别的亲人，不禁泪潸潸无语。他仰视，我俯视，我俩好像戏台上《空城计》中的诸葛亮和司马懿。他见我那可怜样子，安慰道：“别想得太多，安心养病。思想负担太重，对肝病也是不利的。”
　　我说：“我真怕被退回去。”
　　他说：“一般情况下不会的。肝炎没那么可怕，也不是什么不治之症。”
　　陈老师走后，我回到隔离病房，重新躺在床上，感到内心的忧郁稍释。
　　同学小莫给我送来十几封信。一封家信，其余全是木材加工厂抬大木的伙伴和宣传股的朋友们写来的。信给我带来了一些安慰。
　　有三封信是宣传股的姑娘们分别写来的。我们宣传股只有三位姑娘。北京姑娘小徐是广播员，天津姑娘小张和鹤岗姑娘小张都是放映员。我总是叫她们“张天”“张鹤”。我们宣传股在政治部人最多，加上三名报道员、三名干事、两名男放映员，可谓是一个大家庭。股长当年也才三十六七岁，现役军人，是我们的“家长”，令我们感到很可亲的一位“家长”，在我们面前，半点也没有股长的架子，对政治部主任也是“敬而远之”。
　　我们宣传股的知青之间非常友好。三位姑娘，像我们的三位妹妹一样。这原因很简单，因为那时似乎谁也没有谈情说爱的念头，关系都很单纯。起码我自己那时没有产生过与三位姑娘中的哪一个谈情说爱的念头，也从未看出其他几个小伙子对三位姑娘有过这种表示。
　　我上大学两年之后，我在宣传股时那种互相之间友好的关系就分崩离析了。都是爱情把这种关系搞坏了。毕竟不是亲兄妹们。到了年龄，小伙子们总希望某一个姑娘不再是自己的“知青姊妹”，而成为自己的妻子。这是任谁也没办法阻止的。只有互相不被吸引的青年男女之间才有所谓纯粹的友谊。这是一条关于男人和女人的定律。伪君子们才企图证明这条定律是错误的。

第一章 忆当年
第一支钢笔
我的少年时代
兄长
我的父母•我的小学•我的中学
小街啊小街

第二章 心安处
从复旦到北影
五角场•阳春面•蜡像馆
回首忆年
父亲的遗物

第三章 血犹燃
几个春节一段人生
我的梦想
一种愿望，一种理想
我的中国梦
我们的下一代真是“小上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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