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在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魏晋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至魏晋时期，无论是文人的文学创作实践和取得的实绩，还是文人对文学本质的认识而形成的文学思想，皆较之前有了质的飞跃，开启了我国古代文学的新局面。与魏晋文学的历史地位相一致，学界对魏晋文学的研究一直是中古文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人们在刘师培、鲁迅、王瑶等先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艺术精神、文人心态、文学思想、文人集团、政治、文化等角度，对魏晋文学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探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不仅为学界进一步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而且为学界今后如何展开研究提出了挑战。
我们认为，文人作为文学的主体，是文学变迁的主要的内在因素。从考察文人的文化活动入手来对魏晋文学进行探讨应是一条有效的途径。文献整理作为文人文化活动的一种重要类别，与文人的文学创作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所以对魏晋文人文献整理与文学创作进行全面的综合研究，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有重要学术价值的。
就魏晋文人文献整理与文学创作的整体研究而言，长期以来并没有受到研究者的关注，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有部分研究成果涉及。21世纪后，随着研究者学术视野的开阔和方法的更新，相关成果也日益丰富，先后出现了一定的专题论文和硕博论文、专著。根据研究内容及方法的不同，这些成果可以分为“文献派”与“文学派”，其中前者占据主流。
一、“文献派”
“文献派”的研究主要是对魏晋时期文人文献整理概况的考察，包括通史性概述、文献整理机构考论、著作郎制度流变考察、藏书研究等内容，虽均涉及了文人文献整理与文学的关系，但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文献学及图书史方面。
（一）通论类论述。主要以曹之先生的《中国古籍编撰史》和霍艳芳的《中国图书官修史》等著作为代表。曹先生较早关注古籍编撰问题，其《中国古籍编撰史》一书久负盛名，影响很大。该书第二章《魏晋南北朝图书编撰》对魏晋秘书监的官修史书及主要文人的典籍编撰有较为翔实的阐述，相关论述可以免去后来者爬梳资料的大量重复劳动。霍艳芳的《中国图书官修史》可以视为曹著的细化或延伸，该书第三章概述了三国两晋时期官修史书、法典和子书的情况，并单列《帝王和王室著书》一节，对皇室的“家学”渊源进行了初步探究，颇有启发意义，对我们理解魏晋时期文人的崇文风气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考察魏晋文献整理机构的成果。代表性论著主要有郭伟玲的专著《中国秘书省藏书史》和高贤栋的文章《曹魏秘书寺考论》等。郭伟玲的《中国秘书省藏书史·蜀汉秘书监》，对蜀汉秘书监的概况有所陈述，发前人所未发，对于了解三国蜀汉文人的文献整理活动及其成果，具有较为重要的参考价值。高贤栋的《曹魏秘书寺考论》一文，对曹魏时期秘书寺演变的考论较为详细，有助于我们把握魏晋时期秘书机构职能与人事关系的演变。
（三）泛论秘书机构与文学关系的论文。其中的代表有李德辉的《论汉末魏晋秘书监及其与文学之关系》和《东汉魏晋文馆概说》两文、李猛的硕士学位论文《魏晋南北朝著作郎制度与文学之关系研究》等。上述论文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汉末魏晋时期秘书机构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但较少从文献整理的角度切入。
（四）对魏晋时期藏书风气与文学关系的探讨。代表性成果主要有廖铭德的《魏晋南北朝的藏书及其影响》、邓雪峰的《魏晋南北朝的社会藏书风尚与文化发展》、郑玉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藏书风尚及其文化贡献》等。这些研究成果研究的角度不同，皆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
二、“文学派”
“文学派”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魏晋时期的类书《皇览》与文学的关系、宗教与文学的关系、佛经翻译与文学的关系等方面，其中后两方面可以合并为一类。这一派的研究初步涉及文体学、文论等内容，“关系研究”堪称亮点，但对于魏晋时期文人的相关文献整理及其成果则较少作系统的梳理和考察。
（一）类书、子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代表性成果主要有韩格平的《魏晋散佚子书与魏晋文学》、姚华的《类书与中国古代文风》、简宗梧的《赋与类书关系之考察》和温志拔的《论魏晋南北朝的文集编纂及其与文论的关系》等论文。它们分别从宏观上揭示了魏晋散佚子书与魏晋文学、类书与中国古代文风、赋与类书、文集编纂与文论之间的联系，对于我们认识魏晋时期的子书、类书、文集编纂与文学等之间的内在关联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受近现代学风的影响，宗教、宗教文献整理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愈来愈受到学界的关注，相关研究成果较多，形成了专门的“宗教文学”研究门类。就与“魏晋文人文献整理与文学创作研究”相关的研究成果而言，较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有詹石窗的《道教文学史》、张松辉的《汉魏六朝道教与文学》、蒋振华的《汉魏六朝道教文学思想研究》、孙昌武的《佛教与中国文学》、普慧的《中古佛教文学研究》、陈传万的《魏晋南北朝图书业与文学》等专著，刘育霞的《魏晋南北朝道教与文学》、荆亚玲的《中古汉译佛典文体研究》、李小荣的《汉译佛典文体及其影响研究》等硕博学位论文。这些研究都有一定的创见，某些专著更是具有筚路蓝缕之功，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照。
尤其是陈传万的《魏晋南北朝图书业与文学》一书，上编从编纂、搜藏和传播三个方面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图书业的繁荣与文学兴盛的关系进行了描述；下编从魏晋南北朝佛典翻译等四个方面对图书业与文学发展之关系进行了探讨，从不同层面对魏晋时期的图书业与文学给予了宏观透视。此外，陈传万的《从书籍编纂看中古文学的兴盛》等文章，对书籍编纂与中古文学兴盛进行了分析，指出文学发展促进了书籍编纂的繁荣，书籍编纂又推动了文学的发展与文学的自觉。这些成果对本课题也助益良多。
总括而言，学界在魏晋文人文献整理与文学创作的研究方面确实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其主要表现有三：一是“文献派”缺乏结合文人文学创作案例的剖析，“文学派”缺乏相关文人文献整理活动的支撑，两派均有“偏枯”之病；二是已有研究既不系统全面，也不够深入，且总体上偏重于个案与现象的审视，理论上的透视和规律性的总结、提升不足；三是某些观点存在片面化、简单化倾向，等等。这也就意味着，关于魏晋文人文献整理与文学创作的研究不仅存在着较大的可供拓展的空间，而且有不少需要进一步补充、完善和深化的余地。而本课题正是为了弥补学界对魏晋文人文献整理与文学创作研究的不足，所进行的系统研究。
为更好地实现研究目标，本课题的研究范围主要限定在184年至420年之间。之所以如此限定，主要是考虑到两个史实：汉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爆发，中国历史进入三国时期；元熙二年（420），东晋大将刘裕废除晋恭帝，建立刘宋，中国历史步入南北朝时代。这样的时间限定使魏晋成为一个既前后联系密切又相对独立的整体。本课题在研究过程中，力求将文人的文献整理与文学创作并重，对文献整理与文学创作之间的互动性和系统性进行深度探究，以期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和突破。
“文人”作为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是从形成于先秦时期的“士人”这一社会阶层演化而来的，其内涵有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东汉以后，尤其是曹魏时期，“文人”逐步从“士人”阶层中分离出来，其内涵演化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本课题所谓的“文人”，主要以曹道衡、沈玉成先生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卷》所收作家的标准为依据，即：“1.有诗作或辞赋等文学作品存世者；2.有文学批评著作存世者；3.无作品传世而据传文或史志记其能文而生平可考者；4.许穆夫人、寺人孟子等传统记载中以之为诗人者。”凡符合四项标准之一者，即为“文人”。这也是需要予以特别说明的。
引言 1
第一章 魏晋文人文献整理考 6
第一节 曹魏文人文献整理考 8
第二节 两晋文人文献整理考 32
第三节 两晋文人佛道文献整理考 62
第二章 魏晋文人文献整理的转型和发展 76
第一节 曹魏文人文献整理的转型 76
第二节 两晋文人文献整理的发展 117
第三章 魏晋文人文献整理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133
第一节 对文体的影响 133
第二节 对文学创作题材的影响 160
第三节 对文学观念的影响 175
第四节 对文学创作风格的影响 187
第五节 对文人文学创作素养的影响 204
第四章 魏晋文人文学创作对文献整理的影响 223
第一节 对文献整理内容的影响 223
第二节 对文献整理思想和方法的影响 236
第五章 魏晋文人文献整理与文学创作的生态环境 247
第一节 物质基础：经济的发展和纸张的普及 247
第二节 政治的动荡和诸种斗争的尖锐 255
第三节 统治者的喜好与文化政策 267
第四节 文人主体意识的自觉 274
第五节 社会风俗习惯 282
结语 290
附录一 曹植创制“鱼山梵呗”的文化与地域因素 300
附录二 曹植作品中的文献整理书写 323
附录三 汉魏之际文人文献整理文学的成熟 334
附录四 曹操创作对历史的接受及其价值 351
附录五 汉魏之际文人关系中文学类型的确立 364
主要参考文献 382
后记 3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