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王闿运和晚清唐诗学
晚清的道光、咸丰时期是中国历史的转折时期，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局①，有清一代的诗学自此以后也趋向多样化：宗宋诗派、汉魏六朝诗派、唐宋调和派、中晚唐诗派、西昆体等，其中宗宋诗派在晚清诗坛持续时间*久且影响*大，这个诗派是以何绍基、曾国藩等为代表的“宋诗派”及承其后的以陈衍等人为代表的“同光体”两个诗派组成，他们由宗宋而上溯至杜韩，诗学高蹈扬厉的诗风，目的是要打破自明以来“诗必盛唐”的诗学局面，力倡诗歌的社会功用及内在的现实精神；和宗宋诗派隐相抗衡的“汉魏六朝诗派”是以邓辅纶、王闿运等为代表，诗学由汉魏六朝至三唐，追求诗歌自然清丽和隽永含蓄，注重的是诗歌的艺术功用，其目的不仅仅是回归雅正的诗歌之风，更为重要的是要达到乱世以自治的目的。其他如唐宋调和派以张之洞为代表，以宋意入唐格，在清新雅致的唐诗风格中注入宋诗的学问和张力；张之洞影响下的易顺鼎、樊增祥又被视为中晚唐诗派，他们更多地追求诗歌技巧和辞采；西昆派以曾广钧、李希圣等人为代表，趋向李商隐那种绮丽伤感的诗歌气质；除此之外还有主张“不名一家”但又以学杜为主的李慈铭等。
显而易见，晚清弥漫在诗坛的主要是宗宋和复古之风，唐诗学在这个时期既没有如明代“诗必盛唐”这样旗帜鲜明的诗学口号和诗学氛围，也没有如高棅《唐诗品汇》、沈德潜《唐诗别裁集》等这样产生很大影响的唐诗选本②。故这一时期的唐诗学被学者视为处于衰微、解体③甚至终结④的时期。但不管哪一个诗派，又都无法疏离唐诗。如宗宋诗派之所以推崇苏轼和黄庭坚是基于他们对杜甫和韩愈的一脉相承，之后的同光体通过“三元”“三关”之说，旗帜鲜明地力主打通唐宋，重建中唐尤其是韩愈诗歌的核心地位；汉魏六朝诗派则把唐诗置于诗歌发展的支流上来审视，五言古诗倡导诗学汉魏六朝，近体诗则主张学杜甫和王维。可以说这时期的唐诗虽然失去了一统天下的地位，但是对其的研读和探讨并没有停歇。
第一节 关于王闿运
晚清诸多文人中，对唐诗的研读和实践付出较多的是汉魏六朝诗派的王闿运，他有关于唐诗的论说之文，有举数十年之力拣选的唐诗选本，且其人享名甚久、交友甚广，故影响较大，对其唐诗学的廓清可以辐射较大的唐诗学范围。
王闿运是湖湘诗派的领袖人物，因为湖湘诗派的另一位重要诗人邓辅纶没有诗论传世，且比王闿运去世早三十四年；邓绎虽有关于诗歌的论述，但影响不大。
“在湖湘派众多诗人中，唯王闿运有完整的诗学见解。因此，谈湖湘派的诗歌宗趣，主要是介绍王闿运的诗歌理论。”①再加上他经历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和民国初年，这无疑强化了其唐诗学影响力，故“湘绮为近代诗坛老宿，湖湘派领袖，世无异议”。虽然诗学汉魏六朝风气的掀起不是由王闿运一个人完成，但持之以恒、一以贯之积极进行诗歌理念的发展、诗歌创作实践的是被誉为“诗坛旧头领”②的王闿运。
王闿运一生皆以复古自居，因此生前身后一直是褒贬参半，贬者视其为老古董，没有个性，如李慈铭和稍后的同光体代表陈衍皆持否定的态度③。20世纪60年代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认为他的诗歌是“极端腐朽的古董诗派”④。不过相比较而言，对王闿运的复古持肯定态度者居多，除了王闿运学生如杨钧、杨度、王简等之外，章太炎也对他评价甚高：“并世所见，王闿运能尽雅，其次吴汝纶以下，有桐城马其昶为能尽俗。下流所仰，乃在严复、林纾之徒。”⑤被视为“同光体后劲”的夏敬观对其也持肯定的态度：“明七子学汉魏六朝诗、学李杜诗只是皮毛空壳，王壬秋丈学汉魏六朝却有本领。”⑥除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之外，也有如钱仲联结合前人的褒贬意见指出：“然湘绮拟古，内容亦关涉时事。名篇《圆明园词》，谭献《复堂日记》所谓‘《连昌》、《长恨》谈何容易’者，岂能一笔抹煞。”⑦拟古是事实，但诗歌有价值也是事实。陈子展曾说王闿运：“他的诗名*大，尤以“圆明词”为*有名，虽不及前辈曾国藩的“簁邰”，王士祯的“秋柳”和者之多，但传诵之广，有过之无不及。他真可以算得近代一个极端复古的大诗人！”①虽然对其评价贬胜于褒，但也间接说明王闿运在晚清文坛的影响力之大及其诗歌成就之高。
王闿运的复古虽然有力求句模字拟的形似和神似，但他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模拟的阶段，他只是用这种形式的古体诗来承载对现实的书写。毕竟诗歌这种特殊的文体形式每个人都难逃模拟之嫌，从模拟到自我风格的彰显是每位传统诗歌创作者的必经之路，所以王闿运并没有把主要精力付诸汉魏诗歌的模拟，而是放在了唐诗上。
第二节 王闿运唐诗思想
王闿运虽然力倡诗学汉魏六朝，但主要限于五言古诗，其他诗体无疑唐代诗歌成就*高。故就诗歌批评而言，王闿运于唐诗所用之功远胜于对八代诗歌的阅读和研究，只不过因其复古地位的深入人心，他的唐诗学思想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目前学界对王闿运唐诗学思想的研究主要有三点。
首先是唐诗倾向。较早提及王闿运唐诗倾向的是汪辟疆，他在《光宣诗坛点将录》中摘录了章士钊的论近代诗家绝句：“名家人属杜陵孙，黼黻三唐别有源。搜得东川作元后，陈词应愧两当轩”，后又进一步解释道：“唐诗推挹东川，裁抑杜陵，乃湘绮得意之笔”。②寥寥数语却指出了王闿运唐诗学思想中突出的一点，即推崇李颀、贬抑杜甫。不过汪辟疆也指出此“得意之笔”并非王闿运首倡，早在乾隆时期黄景仁就有此见解，故这一说法乃老生常谈，并无新鲜之处。
之后的20世纪后期当唐诗学成为热点，王闿运唐诗理论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较早注意到的是陈伯海先生，他指出“有王闿运一意复古的‘宪章八代’（实即以汉魏六朝诗衡量唐诗）之论”③。所言甚简，但其中“以汉魏六朝诗衡量唐诗”则一语中的，准确指出王闿运唐诗批评的*大特点。《唐诗学史稿》中对此语又有进一步的阐释。
对于唐诗，王闿运评价不低，甚至高估为“百代不及”，但又始终是以汉魏六朝诗作为衡定的标尺，所以，他将唐诗渊源推原于汉魏六朝，认为唐诗是在汉魏六朝诗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帀拓与发展。①
此论帀后世学者论述王闿运唐诗学的先河。不过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以汉魏六朝诗衡量唐诗”的命题主要适用于五言古诗，因为王闿运认同李攀龙的“唐无五言古”，五言古诗于汉魏六朝成就*高，故可以成为衡量唐诗的标准，而七言歌行和近体诗则属于唐人专长，八代已难以涵盖。
对王闿运唐诗学做出全面评价并给予一定肯定的是陶文鹏，他在《20世纪前半叶的唐诗研究》一文中提出20世纪初在唐诗研究上取得较大成果的是王闿运，他不仅有诸多论诗的单篇文章，还在《国粹学报》上发表了关于唐诗的论诗文章，其唐诗学论述特点如下。
他不是孤立地论唐诗，而是把唐诗的大家名家放在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揭示其在诗史上的特点、地位的前后传承与影响，其研究视野拓展到魏晋南北朝和宋词元诗。②
之后杜晓勤的《20世纪唐代文学研究历程回顾》也概括了王闿运唐诗批评的内容、特点和方法，指出其唐诗学思想乃是为了和宋诗派分庭抗礼，唐诗研究的方法也不出传统的审美感悟式的点评方法，缺乏学理性的探讨。③
其次是唐诗选本。较早对唐诗选本进行评论的是王闿运的学生林思进，他曾为1941年重刻的六卷本《唐诗选》撰写《蜀刻湘绮〈唐诗选〉后序》，在列举了文学史上其他重要唐诗选本的优劣之后，总结了王闿运《唐诗选》六卷本的特点：“嗣读王壬甫所为唐诗选，乃深叹服，以谓能尽三唐正变者莫此若矣。”④指出选本注重诗歌发展流变的特点。之后对王闿运唐诗选本给予关注的是陈伯海先生，他对《唐诗选》十三卷本所选诗歌及诗人进行了数字统计之后，得出的结论是王闿运比较偏重盛唐，喜欢田园山水和淡远的诗风。⑤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王闿运共有三种唐诗选本：《唐诗选》六卷本、《唐诗选》十三卷本和《唐十家诗选》，但其长子王代功的《清王湘绮先生闿运年谱》⑥和钱基博、李肖聃的《附旧作湘绮遗书跋》①都仅仅列举了《唐十家诗选》和《唐诗选》十三卷本，对《唐诗选》六卷本都只字未提。《唐诗选》六卷本和《唐诗选》十三卷本是王闿运先后两次自费刊刻的唐诗选本，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之上增删而成，两种选本的诗歌编排和诗歌数量都有不同，从中也可一窥王闿运唐诗学的一些发展轨迹，可惜目前未见有其他文字提及。
*后是批点唐诗。王闿运多次批点唐诗，虽批语多感悟少系统化、多传统少创新，但可以深入了解王闿运对待唐诗的真实态度。迄今为止，提及王闿运之唐诗批语的主要是金性尧先生发表于《读书》1995年第6期的《王闿运唐诗选评语》一文。金先生在该文中指出他藏有一唐诗选本，上有“谭光藏书”印章，并称之为“谭藏本”，金先生不仅指出“谭藏本”和《王闿运手批唐诗选》两书批语中不同的地方，还指出批语的三个特点：一是手批在某一意义上和金圣叹之批评有“貌离神合”之处；二是对所谓轻薄之作，每多贬抑之词；三是多借题发挥，或明讽或暗刺，借古讽今。②
王闿运虽然以复古者自居，但从阅读、接受到批评，他对唐诗所给予的关注远胜于汉魏六朝诗歌，以至于杨钧认为其五言古诗并非如他人所言过分形似晋宋，而是有太多的唐诗之音。
湘绮五言古诗，人皆嫌其过似晋宋，余独惜其太多唐音，议论相反至于如此。湘绮弟子必有知之而不肯言者，旁人未之知也。③
杨钧认为王闿运因为早年喜欢刘希夷的诗歌，并一意模拟之，后来虽极力学习汉魏五言古诗，无奈风格已经形成，故其五言古诗中唐诗意味更为浓厚。在七言歌行领域，王闿运评价*高的是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和李颀的《杂兴》④。近体诗范畴，王闿运曾提及五言律诗要以杜甫为骨，泽以诸家，他自己七言律诗的创作风格则更近李商隐。毕竟，唐诗的艺术成就和魅力毋庸置疑达到了古典诗歌的巅峰，这是任何一位学习古典诗歌者都无法忽视和跨越的高山。作为一代大家的王闿运虽然高唱复古，但他对唐诗付出的努力却持续了大半生的时间。
第三节 研究内容
选本是一种*为直接的实践和实现选家诗学思想的批评方法，故王闿运历时五十多年选录的三种唐诗选本，较之他的诗学宣言可以更有说服力地呈现出其真实的诗歌态度。同时，他多次随意率性的唐诗批点，也可以更为直接地展现其当时的唐诗阅读和唐诗体验。作为晚清汉魏六朝诗派的代表人物，王闿运自己也以这样的身份自居，并以这样的身份影响着其他众多的诗人，但他对唐诗所付出的诸如阅读、拣选、评点及论述等批评和实践的努力远胜过其对汉魏六朝诗歌所用之力。这固然有唐诗数量繁多、风格多样化的自身原因，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像王夫之等复古派选录唐诗一样，希望从中寻绎出一条诗歌的发展之路，为后世向学者指出一条诗学之路。
本书从王闿运的三种唐诗选本入手，就选本的版本问题、选诗背景、选诗特点及唐诗批语、唐诗论说、诗歌史观等诸方面加以详尽的考述和阐释；然后把他与他身边有交集的文人的唐诗接受进行比较，希望能更立体地了解王闿运的唐诗学背景、诗学特点及当时社会整体的唐诗情况；*后分析在其影响下的唐诗学倾向。
本书的研究重心主要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揭示王闿运公帀的唐诗批评及其具体的诗歌实践之间的矛盾之处。王闿运曾说自己选录唐诗的标准是不出八代之外，即其对唐诗的审美取向是以汉魏六朝诗歌为标准尺度，但就《唐诗选》及批语看，他所选之诗和其所谓的选诗标准并不完全一致。王闿运选录的唐诗风格趋于多样化，即使对于一些他评价不高的中晚唐诗歌也多有选录，批点时也不吝赞美之词。究其前后言行不一致的原因除了诗歌观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还有言论背景的不同。其次是对王闿运诗学思想体系的探索。王闿运推重六朝，*突出的是通过对齐梁诗歌地位的肯定打通了从汉魏至唐这样的诗学环节；而对于宋诗，其有关诗歌的论述和批语也明确传递出唐宋一体论。不过他主唐宋一体的原因和宗宋诗派不同，这一点也是本书要论及的主要问题。*后是考察并揭示王闿运诗学观中对唐诗学的特殊贡献。王闿运是晚清诗坛特立独行之人，和汉魏六朝诗派其他重要诗人如邓辅纶、邓绎等在唐诗批评上也有很大差异；生活在宗宋风尚中，他对宗宋诗人的诗学保持着游离和沉默的态度，和其他诗派相比也有着独特的一面。他们之间*大的不同是对诗歌功用看法的不同。王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