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伯纳传》：
在他就读的这些学校的阴森墙外，都柏林的岁月给萧伯纳提供了文学、音乐、戏剧以及艺术方面极其丰富的教育。不管有何种不可告人的内幕，萧家在都柏林和多基的房子里，一定都时常洋溢着音乐和——从现存的家庭书信中可以看出——生气勃勃的欢笑。李的音乐会的筹备中，“一系列（演奏的）音乐名作都进行了完整的合唱和管弦乐排练”。在他会识谱之前，萧伯纳就已经会唱很多他在家里从头到尾听的那些“音乐名作”了：“我真的很厌恶和鄙视施特劳斯的华尔兹，觉得那是粗俗的拙劣之作。贝多芬的《C大调弥撒》、莫扎特的《第十二号弥撒》、门德尔松的《阿塔利亚》、汉德尔的《弥赛亚》、威尔第的《游吟诗人》、多尼采蒂的《卢克蕾齐亚》、古诺的《浮士德》以及（最重要的）莫扎特的《唐璜》，我都可以一页不漏地唱一遍。除此以外我还能唱一大堆其他作品中的单独乐章，这都是在我识谱之前。”在萧伯纳离开学校的时候，他已经打下了作为一个资质超凡的音乐评论家的坚实基础。
如果说萧家充满了音乐，那它同样也充满了音乐理论，这归功于在萧伯纳童年的大部分时光中，范德勒·李都是这个家庭圈子的一员。都柏林作家约翰·奥多诺万给李取的绰号是“诈骗天才”，可以说很好地捕捉到了他的神韵。这个在1866年到1873年与萧家共享住宅的人，古怪、魅力非凡、有才华，并且精力充沛，似乎确实将真正的天赋和创造力同招摇撞骗结合在了一起。他大约出生在1830年，是罗伯特·李（在同时期的都柏林记录中，常被描述为“职员”和“煤炭商人”）和他的妻子伊莉莎的儿子。他从1871年开始使用乔治·范德勒·李这个名字，奥多诺万认为，他是想借此表明自己是一位富裕的、有产业的乡绅阶级成员的亲生儿子，这位乡绅是某个名叫克罗夫顿·摩尔·范德勒的陆军上校，是下院议员、治安官和副部长，拥有克莱尔郡基尔拉什的基尔拉什大宅，和都柏林拉特兰广场4号的房子。
作为都柏林业余音乐社团（创立于1852年）的创始人，李是一个极其成功的音乐策划人；他在古音乐室里组织了歌剧及其他音乐的夜间演出，萧太太为他担任高音女主唱，年轻的露西·萧也是他麾下的明星，出席演出的人都来自都柏林社会的最高阶层。他发明了一套发声理论（萧伯纳将其称为“方法论”），这种理论的详尽阐述——配有耳鼻喉医学专著中所能看到的那种插图——被写在一部名为《声音：它的艺术生成、发展，以及保护》的作品中，该书于1869年12月首次出版。1960年，《声音》中关于发声的理论，被都柏林三一学院解剖学院的一位教授评价为“相当合理的”。关于李聘用了一个有解剖学知识的人代笔写了这部作品的看法，最初是由萧伯纳提出来的。奥多诺万则猜想他应该是与一位名叫马拉奇·J.基尔戈里弗的邻居合著了这本书，此人是一名卓越的外科医生，在李为这本书做准备的时候，他正好因为患病而无法参加工作。次年，《声音》的第二版上市，书的前言是《爱尔兰时报》和《自由人期刊》热烈的短评。
这个关于自学成才的人，以“局外人”的身份挑战权威的故事——李轻视音乐学者们，也同样被音乐学者们轻视——对于萧伯纳来说，肯定是一个极其鼓舞人心的榜样；李是一个具有独创性的人物，而他显然早早地启发了这个未来更具独创性思维的人。“诈骗天才”的能力并没有延伸到文学技巧上去，也无怪乎在伦敦时，以他名字发表的音乐通告，其实全都是由萧伯纳代笔的。到了这个时候，随着助手渐渐变成了大师，尽管他们之间还是友好的，但是萧伯纳对于李的钦佩之情已经开始冷却，而李在这个家庭也越来越不受欢迎。一些李早期在伦敦时写给萧伯纳的便条，用的都是华丽的手写体，仿佛写其作者正在指挥一场音乐会，便条里有代写文章的请求，有跟文学有关的一些工作联络人的推荐，还有一些是叫他在排练时帮忙演奏钢琴，这些都保存在大英图书馆幸存的萧伯纳文件中。这些便条流露出一种和蔼的、慈父般的态度，萧伯纳似乎并没有对他报以相同的关心，1886年11月，李在帕克巷的家里去世后，萧伯纳做出了错误的陈述，“尸检结果显示他的大脑有疾病，并且已经病了很久了”。医学证据显示李是死于心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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