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评传》：
一、开拓铁路及电讯事业
1.清廷铁路之争与张之洞移任湖广
张之洞由两广移任湖广，与清末铁路事业直接相关。
作为近代工业文明标志之一的铁路，在清帝国得以修筑，经历了一个相当艰难曲折的过程，“其始也阻于众咻，其继也卒排群议而次第建设之，开我国数千年未有之奇局”①。
同治年间，直隶总督李鸿章屡陈修筑铁路之利，未获允准。1875年，英国人控制的怡和洋行擅自成立“吴淞铁路有限公司”，于翌年修造上海一吴淞铁路，后被清政府以高价购回拆毁。此后，淮系刘铭传等力陈修路于“自强之道”极关紧要，但“廷臣谏止者多，诏罢其议”②。总之，19世纪70年代前后，铁路事业在中国举步维艰，进展微乎其微。
19世纪80年代，清政府开始重视铁路建设。这与中法战争的教训有关。“法、越事起，以运输不便，军事几败。事平，执政者始知铁路关系军事至要。”③也就是说，中法战争的实践使耳目迟钝的清朝统治者开始意识到，“装备、编成、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④。连昔日的保守派首领、醇亲王奕譞在取代恭亲王奕掌握中枢以后（即所谓“甲申易枢”），也倡议海军、主筑铁路，开始经营洋务。奕譞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李鸿章、曾纪泽分任帮办和会办，清廷将铁路事宜划归海军衙门办理。1887年，奕譞提出修造津沽铁路及其支线的计划；1888年，总理衙门奏言，修筑铁路“洵为今日自强之急务”⑤。然而，直至80年代，围绕铁路问题，朝中大臣意见仍颇不一致。当粤商陈承德请求接造天津至通州的铁路，“于时举朝骇然，尚书翁同稣、奎润，阁学文治，学士徐会沣，御史余联沅、洪良品、屠仁守（1829-1900）交章谏阻。其大端不外资敌、扰民、失业三者”⑥。海军衙门逐一驳斥筑铁路将导致“资敌、扰民、失业”的说法，但又宣称：“臣等创修铁路本意，不在效外洋之到处皆设，而专主利于用兵。”⑦基于此种考虑，海军衙门奏请修建津通铁路，翁同稣反对在京畿一带修筑铁路，对于“火轮驰骛于昆明，铁轨纵横于西苑”感到忧心忡忡，并请试筑铁路于边地以便运兵；徐会沣则请改修德州一济宁路，以利漕运。正当议论纷纭，莫衷一是之际，张之洞于1889年4月上奏缓造津通铁路，改建腹地卢汉干路。卢汉铁路，指从北京西南的卢沟桥通往湖北汉口的长达一千三百多公里的腹地铁路，贯通直隶（今河北）、河南、湖北三省，规模冠于清末。张之洞在倡修此路时指出，铁路之利，以通土货、厚民生为最大，征兵转饷尚在其次。这种着眼于铁路经济效益的认识，不仅胜过反对修路的守旧派，也比奕譞等人筑路“专主利于用兵”的偏狭之见要高出一筹。
张之洞从修腹地干线的总计划出发，主张缓修津通线，先修卢汉线，并列举造卢汉线的“七大利”①，其要者为“富国”“强兵”“利民”。
此外，张之洞还对卢汉线的修造步骤提出“请以分段之法为之”的设想。“拟分自京至正定为首段；次至黄河北岸；又次至信阳州为二三段；次至汉口为末段。……四段之工，须八年造成，则款亦分八年分筹。”②
1889年，清政府在听取沿江沿海各督抚意见后，认为张之洞、刘铭传、黄彭年所奏，各有见地，而张之洞条陈“各节所奏颇为赅备，业据一再筹议规划周详，即可定计兴办。著派李鸿章、张之洞会同海军衙门，将一切应行事宜妥筹”③。具体职守是，北路由直隶总督监修，南路由湖广总督监修。
张之洞修建卢汉铁路的条陈之所以被清政府所采纳，与朝廷的派系斗争相关。由于权倾天下的李鸿章树敌甚多，故他修筑津通铁路的倡议，“举朝以为不可”。在这样的时刻，张之洞提出修建卢汉干路的条陈便容易被反对李鸿章的朝臣们作为一种补替方案加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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