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文•白璧德，哈佛大学比较文学教授，美国知名文学评论家，人文主义领军人物。白璧德强调教育及人文关怀，反对科学功利主义与泛情浪漫主义。梅光迪、吴宓等都曾受教其门下，深受其人文主义思想影响，而于回国后创办《学衡》杂志并创建学衡派，成为中国现代文化中的一股重要思潮。

译者简介：

张沛，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任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著有《莎士比亚、乌托邦与革命》《哈姆雷特：注释与解读》《隐喻的生命》等，译有《讽刺的解剖》《论自己和大众的无知》《文学与美国的大学》《民主与领袖》《常识中的理性》等。

张源，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国家人文研究所中国委员，美国罗阿诺克大学哥本哈弗驻校讲席教授（2017年度），研究方向为比较视域下的文学与思想史。著有《从“人文主义”到“保守主义”——学衡派与白璧德》《靡不有初：柏拉图世界的开端》，译有《文学与美国的大学》《民主与领袖》《异中求同：人的自我完善》《社会中的理性》等。

     现在不妨总结一下我们寻求人文主义定义的成果。我们发现，人文主义者(正如我们从历史中所了解到的)在极度的同情与极度的训练和选择之间游移，并根据他调节这两个极端的程度而相应地人文化成。概要地陈述这一真理，正如帕斯卡所云：人之卓越的真正标志，是他协调自身对立之德性的能力，以及其占据这些德性之间所有空间的能力。人通过融合自身相反品质的能力来显示其人性以及高于所有其他动物的优越本质。正如我们所知，圣弗朗西斯在自己身上融合了老鹰与鸽子的品质——他是一只温和的老鹰。我们上文引述过的那位古希腊哲学史家也谈到了苏格拉底在思想与感觉之间获得的完美和谐。如果我们在这方面将苏格拉底与卢梭相对照(卢梭曾经说自己的“心灵与头脑似乎不属于同一个体”)，我们就会看到哲人与智者之间的区别了。人是一种注定片面的造物，然而人之所以为人文的，就在于他能在多大程度上战胜自身本性中的这个命定之事；他所能达到的人文程度，完全取决于他调和自身相反德性的程度。这个目标，正如马修•阿诺德在他那些最令人钦佩的隽语中所云，就是稳定地、完整地看待生活。但可惜的是，还没有人能够完全实现这个目标，即使是阿诺德所推崇的索福克勒斯也是一样。在人们做了为简易的调整之后，还有其他更加困难的调整在等待着他，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目标是遥不可及的。

    就最实际的目的而言，节度法则乃是人生最高的法则，因为它限定并囊括了所有其他法则。无疑正是由于洞察到了这一事实，远东最杰出的人——佛陀乔达摩在他第一次说法时开头便道：极端的即是野蛮的。但是印度就整体而言未能领悟这一法言的真义。古希腊或许是最为人文的国家，因为它不仅清楚地阐明了节度法则(“不要过度”)，并且还认识到神的报应会惩罚任何一种狂妄的过度或违背上述法则的行为。

    当然，即使是在古希腊，也只有少数人才会真正洞见到节度法则——尽管有时这少数人可能会占据相当的数量。古希腊以及其他地方的大多数人则几乎都是不健全的，而不健全的原因就在于其片面性。我们可以从商业危机理论中借用一个常见的例子来说明这一情况。人只有少数是谨慎的，这些人会慎重地调节企业的发展；而大多数人则不免会发展为过度交易，除非他们受到谨慎的少数人的制约，否则最终就会自食恶果。古希腊文明曾因过度而遭受到巨大的痛苦，这一点对我们来说独具意义，因为那个达到如此人文程度的民族显然本应能够做出适当的调整。在此我们并不打算解决这个太过困难的问题，我们不妨可以这样说，古希腊由于理性怀疑主义的出现丢失了自己的传统准则，由于未能发展出足以统一其生活并向个体施加一种纪律的新准则，因此其心智便陷入了一种危险的、过度灵活的状态之中。简而言之，它未能调节好统一与多样，或如哲学家们所表述的，未能调节好绝对与相对之间的关系。最有智慧的古希腊思想家(特别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看到了这个问题并找到了解决的办法；但是雅典人最后却处死了苏格拉底，这表明时人已经无法分清圣哲与智者了。

    柏拉图曾说，有一与多，“如果有人能使一与多相结合，我将追随他的脚步，如同追随神的脚步”。协调一与多确实艰难异常，或许是一切事物中最艰难的；然而协调一与多又是如此重要，很多民族就是由于做不到这一点而灭亡的。古印度由于过分强调一而遭致灭顶，而古希腊则由于未能找到统一的约束感，最终产生了那种尤维纳利斯笔下“贪婪的希腊人”所表现出来的有害的孱弱。

    在丢失传统标准这一点上，现代与雅典伯里克利时代不无相似之处；因此，如果我们看到古代诡辩术卷土重来，也不必为此感到吃惊。对于F.C.S.席勒先生来说，所谓人文主义其实就是某种普罗泰戈拉式的理性印象主义。同古代的智者一样，实用主义者往往会超越核心准则的管束，把个人及其思想与感觉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詹姆斯教授说：“为什么不断向前推进的经验，不能身携其切近的满足与不满，去刺破黑暗，如同月光照彻黑暗的深渊?”然而日月星辰自有其预定的轨迹——正如老派毕达哥拉斯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并不敢僭越规定着它们的运数。要使詹姆斯教授的比喻合理有效，则月亮需要拒绝忠实于中心的统一，在太空中任意游荡并由此踏上印象主义的探索之旅。当然，做一个实用主义者，比做一个拥抱朱诺迷云、投身黑格尔式形而上学的人要好得多。但是，有些人竟然发展出了这样一种非此即彼的极端感觉，竟然将詹姆斯教授及其学派视为人文主义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将加以严肃质疑。再没有比这种走向极端的多元论更不具备人文或人文主义特性的了，只有那种同样走向了极端的一元论才堪与之比拟。

    人的心智若想保持健全，就必须在统一与多样之间保持最佳的平衡。人有时会产生与绝对存在相互交融的感觉，这一洞见会促使他遵守人性的更高准则；还有一些时候，人仅仅会把自己视作自然之相对性以及永恒流变过程中的一个偶然环节。人们有时如爱默生所云，感觉自己“与众神单独在一起”，还有一些时候又如圣伯甫所说，觉得自己不过是“无尽的幻象中最难以捉摸的幻象”。人的高贵之处在于他对一的亲近，同时他又只是各种现象中的一个现象而已，如果人忽视了其现象性的自我，便会因此面临巨大的危险。人的各种才能所形成的人文平衡会受到两种极端趋势的破坏：其一是过度的自然主义，另一则是过度的超自然主义。我们已经看到，文艺复兴是如何反对中世纪那种走向极端的超自然主义，那种导致自然与人性过度隔阂的片面性的。从此世界开始走向了另一极端：它不再满足于在自然与人性之间建立更好的和谐，而是要彻底弥合这一隔阂。斯宾诺莎有一句著名的格言：人在自然中，并不像一个帝国中的帝国，而更像是整体中的一部分。自然主义者悉心培养的那些重要能力，超自然主义者任其荒废，结果其他的能力，特别是那些与思辨生活有关的能力，亦因长期荒疏而日渐衰退。人在掌握事实方面取得了极大的进步，同时却沉溺在了纷繁的事实当中，以至于丧失了对一的视野与想象，然而，正是一曾经威慑并限制了他的低级自我。正如爱默生在他那令人难忘的诗句中所说，“存在着两种分立的法则”；既然我们无法调和“人之法则”与“物之法则”，那么他宁愿我们分别保留对每一种法则的感觉，并持有一种“双重意识”，即“公共的”和“私人的”天性；爱默生还使用了一个古怪的意象来进一步加以说明：人必须交替地驾驭这两种天性之马，“就像马戏团里的骑手一样，敏捷地从一匹马跳上另一匹马，或是把一只脚放在一匹马的背上，把另一只脚放在另一匹马的背上”。

    或许爱默生身上表现出了太多这样的精神马术。在他的作品中，统一与多样常常不是表现为对立的和解，而是表现为矛盾的剧烈冲突。他太满足于自己的这个说法了：在一半的时间里，一切事物都与其他事物相似；而在另一半时间里，一切事物又都与其他事物不同。因此，他的天赋中确实不乏崇高与宁静，但同时也有一种令人不安的暧昧，并且在处理细节时缺乏把握能力。然而，爱默生依然是这个科学唯物主义时代里某种精神真理的重要见证人。他对自身所处之时代的判断或是一锤定音：事物踞坐马鞍，驾驭着人类。

    人自身及其精神产品——语言和文学——被看作以物之法则为根据，而非自有其法则，并被视作完全受制于科学战胜“现象自然”所凭借的那些方法。某人类学协会的主席最近在他的年度致辞中，引用了一句人文主义格言作为其座右铭——“研究人类，应以人为本”，对此可能并没有人会意识到有何不妥。然而，最近有一位芝加哥的教授花费了一年时间收集刚果的儿童翻绳游戏，以此看来，我们也许马上就会看到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的典型要建立起来了。

     今天我们要捍卫人文学科不受自然科学的侵犯，一如曾经捍卫它们免受神学的侵犯。但我们首先必须实现此前早已做出的承诺，在随后的文章中尝试追索当前状况的起因：何以伟大的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运动不仅取代了人文主义的视角，而且使得人文主义对于当代人来说变得难以索解？

译者序新主义与老问题
前言
第一章 什么是人文主义？
第二章 两种类型的人道主义者：培根与卢梭
第三章 大学与民主精神
第四章 文学与大学
第五章 文学与博士学位
第六章 合理的古典研究
第七章 古与今
第八章 论创新
第九章 学术的闲暇
译名对照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