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大学信任问题的“出场”
信任是成功的基石，大学信任是大学成功的基石。人们对大学的认同和信任是全面理解大学及大学问题的一个重要依据。从高等教育学、教育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等不同的学科视角对大学信任进行全面审视，既是信任研究场域和范围的一个转变，也是研究大学信任问题值得信赖的理论源泉。对我国大学信任相关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研究，不仅能够进一步深化信任研究的已有理论解释和本土信任理论，而且能够为研究我国高等教育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和拓展高等教育学的理论发展提供新的有益视角，同时对提升我国大学治理水平、促进大学可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大量的学术研究和经验观察告诉我们，在世界范围内，公众对高等教育和大学的质疑和不信任程度在日益加深，高等教育和大学面临着信任危机。由此观之，一方面是大学信任之于大学发展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是大学面临的深刻危机。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使得高等教育研究必须关注作为大学生存和发展之合法性基础的信任问题，就此意义而言，大学信任问题研究拥有了“出场”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第一节 信任研究的高等教育学回应
一、信任研究的历史回顾
信任是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关注的主题之一，其作为一个隐含了心理、社会、文化、制度等多个层面含义的社会心理现象，引起了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伦理学、管理学、教育学、政治学等众多领域学科的广泛关注。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信任像空气一样被当作理所当然的存在，没有成为学者注意的焦点，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信任在社会科学中一直以沉默的面目存在（Misztal，1996）。但信任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如果完全没有信任的话，他甚至会次日早晨卧床不起，他将会深受一种模糊的恐惧感折磨，为平息这种恐惧而苦恼，他甚至不能够形成确切的不信任”（卢曼，2005），离开了人们之间的一般性信任，社会将会变成一盘沙，因为几乎没有哪一种关系能够建立在对他人确定的认知上（齐美尔，2002），而当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信任时，人们将会陷入“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霍布斯，2017）。信任不仅有助于增强个体的健康，培养对他人的容忍度和同情心，而且有助于增强与他人和社会之间的联系，促进组织发展和群体合作，增进社会福祉，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信任研究*早被局限于心理学领域，人们将信任理解为具有情境性的个体心理和行为，或是经过社会学习而形成的个体相对稳定的人格特质（Rotter，1967）。与心理学家从微观的个体视角理解信任不同，社会学家更强调信任的社会性和关系特质，从信任者与被信任者之间关系的角度探讨人际信任的建立机制，如Lewis和Weigert（1985）将信任理解为人际关系的产物，是由人际关系中的理性计算和情感因素共同决定的人际态度；Coleman（1988）将信任看成是一种风险性行为，是个体对信任成本与未来预期以及对方失信的可能性进行理性计算得到的结果。与以上从个体化和人际关系的视角研究信任不同，更多学者关注信任发生的社会、文化和制度背景，并把信任置于宏观的社会空间中，突出社会结构、制度变迁乃至文化对信任的影响。例如，卢曼（2005）从新功能主义的视角出发，将信任看作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信任的对象不仅是微观层面的“人格信任”或中观层面的“人际信任”，而且是宏观层面的“系统信任”。沿着这一研究视角，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展开了对包括政府信任、组织信任、机构信任等在内的系统信任的大量研究。
二、高等教育场域中的信任考察
作为一种人的行为的体现形式，信任的发生和存在依赖于行为发生的特定社会场域。高等教育机构特别是大学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和政府监管下的事业机构，既是信任研究的重要场域，也是信任的重要客体，涵盖了包含人格信任、人际信任和系统信任在内的几乎所有信任对象。因此，对高等教育信任特别是大学信任的研究，可以看成是对信任研究场域和范围的一个转变，也理应成为信任研究回应转型期我国高等教育健康发展、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和效率的核心议题和应有之义。
信任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是高等教育和大学组织生存与发展的核心要素。大学之所以被称为大学，源自其承载着社会特定而持续的信任和期望（侯志军，2009）。大学自诞生以来，一直是作为人类追求高级生活的精神家园和探索高深知识的栖息地而存在的，代表着人类追求自由精神的理想境界和获得知识真理的现实选择。当人们与别人发生冲突时，希望“文化人”出来调停；当人们遇到无法解决的专业问题时，希望专家来进行指导；当人们对未知世界感到疑惑甚至恐惧的时候，希望专家出来释疑。但在很多时候，对于普通大众而言，大学似乎又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存在，即使对于那些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国家公民而言，也是如此。
作为专业性组织，大学与公众之间存在着天然的抽象距离，现代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更强化了大学与普通公众之间的这种脱域特质，因此，人们对大学的可能性行动的“自我感觉”和“想象性判断”超越了传统社会基于熟人交往关系的人格信任，而转向依赖于跨越时空分离基础之上的系统信任（吉登斯，2011）。在这种抽象的系统信任体系中，无论是对高等学校管理制度的信任，还是对学历和证书等象征性符号系统的信任，抑或是对基于专业人员及技术成就的专家系统的信任，都是“建立在对知识基础的模糊不清和片面理解之上的”抽象信任（吉登斯，2011），这种信任表达了人们对抽象原则正确性的信念，正是这种基于对抽象体系（如科学知识）的信任，保证了大学这一组织系统的有效运转，降低了大学制度运行的成本，进而实现了大学的良好运转。
然而，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型、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以及市场化，政府、公众等群体对大学的信任正在不断减少。比如，刘尧（2013）在其《迷茫的大学》一书中，提及了备受社会批评的大学校园“娱乐化”、大学教育“功利化”、大学教授“庸俗化”、大学行政“衙门化”、学术评价“数量化”、大学发展“指标化”等15大大学“流行病”。有学者指出，当前知识界存在着知识的道德化、权力化、金钱化、名誉化、神秘化、娱乐化、虚假化，世俗主义的宗教化等弊端。①高等教育中的学术腐败，如徇私舞弊、裙带关系、保护主义、行贿受贿、挪用公共财物等，导致公众对高等教育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Barnett，1992）。在美国，由于教育标准下降、不道德行为和腐败等的出现，人们对高等教育存在信心危机，同样在我国，大学公信力下降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大学正面临着深刻的信任危机（唐安奎，2014）。
由此来看，一方面是大学信任之于大学发展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是大学信任面临着深刻危机，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使得高等教育研究必须关注作为大学生存和发展之合法性基础的信任问题。大学信任不像财政投入、教学质量、教育公平等有客观的考察指标进行衡量，它是摸不到、看不着、听不见的一种主观社会事实，但却作用于高等教育过程的每个环节、每个领域、每个方面，不仅能够为大学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也能够促进民众与大学双方之间的合作共赢。就此意义而言，大学信任问题研究拥有了“出场”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三、大学信任研究的历史脉络
国外对大学信任的研究自20世纪后期兴盛起来，但与人际信任、社会信任、组织信任、政治信任等这些领域的研究现状相比，大学信任研究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都处于沉寂和零散阶段。既有为数不多的研究大多从功能主义视角出发，将其他学科就信任问题的一般理论运用到高等教育活动中，用来解释信任对教育机构的日常活动及与教育相关的诸多关系的意义。在既有研究中，对大学信任和认同危机的反思以及由此产生的高等教育问责制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成为其中的亮点，如何重建对大学的信任成为从事信任研究的教育专家热议的重点，特别是关于高等教育问责制在大学信任重建中的作用和价值得到了极大的关注，但人们对此的看法却迥然不同，并形成了“积极论”和“消极论”两种学术主张。前者认为问责制会成为不信任的源泉，而非对不信任的补救，强化问责制的努力往往会弱化信任（Trow，1996）；而后者认为高等教育问责制有助于大学信任的重建，“高等教育问责制包含了公共信任的维度，其要求以公众能理解的方式来沟通”（Wellman，2006）。尽管问责制被很多学者认为是防范和抵御腐败的重要方法和手段，但并非唯一手段，更非终极目标（阚阅，许迈进，2014），问责制并不能成为信任的替代，问责对信任造成的强烈冲击需要通过加强政治家、官员和公民间的民主健康关系来缓解，信任与问责之间存在的悖论是现代大学不得不面对的发展困境（柳亮，2010a）。
沿着西方学者的研究路径，中国一些学者对我国的大学信任问题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基本是沿着两条主线进行的：一是对当前我国大学信任危机现状的考察和反思；二是对我国大学信任基础的理论阐释。就前者而言，朱景坤（2013）分析了教育质量下降、教育公平问题凸显以及人文关怀缺失等导致的大学信任危机。谢冉和肖建（2012）对我国民办高等教育信任的“空心化”现象做了分析，指出政府、社会各界对民办高校信任的缺失以及民办高校对自身信任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困境。此外，也有较多的实证研究从高校师生关系和师生信任角度来探讨我国大学信任的基本状况。概言之，我国大学正面临着深刻的信任危机（唐安奎，2014），这种危机既源于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信任模式的变迁和社会整合机制运行的失当（刘璐，2013），也与某些大学自身的精神迷失、教育质量下降等有密切关系（唐安奎，2014），因此，需要从文化、制度及具体技术等方面进行治理（曹正善，熊川武，2009；傅根生，赵泽虎，2009；阚阅，许迈进，2014）。就后者而言，学术界探讨的一个重点是从理论上回答当前我国大学的信任基础（张清，2010b）、大学信任研究的界限和范围（马维娜，2007）、大学信任的概念界定和研究意义（黄波，张清，2014）以及大学与政府之间的信任关系（吴晓春，2014）等。
此外，从中国传统文化和教育史的角度对大学信任的历史渊源和发展逻辑进行考察，也是当前大学信任研究的重要内容。例如，张清（2011）较为系统地考察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社会信任习惯及其形成，指出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社会信任由科举信任、“官本位”型信任和“职业获得”型信任混合构成，并成为过去乃至现在人们信任和认同高等教育的习惯。这一习惯影响着人们对高等教育的认知图式和交往方式。高学德（2017）系统梳理了我国大学信任形成的历史脉络，指出我国的大学信任既源自儒家思想中的教育传统和延续数千年的科举制度以及传统民族国家的大学意象，也源自因计划经济的盛行而出现的以单位制和再分配为核心建构起来的集体情感，还源自伴随市场化的发展而产生的以理性计算为核心建构起来的形象认知。郑也夫（2001）更是将传统中国社会的高等教育信任系统和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相结合，来思考大学信任的建立逻辑及其对人类的影响。他对作为教育信任特别是大学信任的两大专家系统信任进行了考察：一是盛行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及学历制度；二是同行评议和科学。他认为，就科举制度而言，作为中国人建立的社会制度中*为精致和完善的制度，体现在科考的每一个环节中，包括科场条规、舞弊惩处等方面。科举制取代了世袭制和举荐制，带来了更多的平等和更为广泛的参与，是一种新的信任系统。而就同行评议和科学而言，一方面，人们通过证书、同行评议，筛选出一个新的知识精英群体，并依此建立值得信任的专家系统；另一方面，这个精英群体从里到外都不能为人们提供确定性，因此，人类陷入了一种深刻的悖论——致力于将信任建立在怀疑的原则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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