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绪论
1.1 相关概念
1.1.1 人口老龄化
1. 概念含义
人口老龄化（aging of population或population aging）的概念在众多文献中具有不同的表述。《人口科学词典》认为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这个过程是近代社会人口再生产过程中的一种人口现象，它是一个动态概念”[1]；《社会科学新词典》认为人口老龄化是老年人（65岁以上）占总人口比例日益增大的现象，一般表现为老年人口数增加、少儿和年轻人口数下降、中位年龄人口数相对稳定；联合国人口委员会的《多种文字人口学词典》定义人口老龄化为“老年人在人口中的比例增大”[2]；《人口手册》对人口老龄化定义为老年人口比例不断增加或者青少年人口比例不断递减的渐进过程[3]；还有多名学者提出的各种定义。虽然表述不同，但总体概念都包含老年人口比例不断上升的人口年龄结构动态变化过程的含义，此即为本书对人口老龄化概念的理解。
从人口老龄化的概念引申其含义包括：①整体人群（人口）的年龄结构转向老年型的趋势是人口老龄化的具体体现，与个体老化有区别；②指年轻人口减少、老年人口增加而形成老年人口比例增长的动态趋势过程，而非某一时点的静态老年型人口年龄结构；③老年人口比例增长的同时，也必须具有整体人群年龄中位数上升的指标特征。
2. 相关概念辨析
（1）老龄化问题与老年人问题。老龄化问题与老年人问题具有一定的联系，但二者也存在明显的区别。老龄化问题是老年人口比例不断上升的人口年龄结构动态变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人口比例-结构性问题，属于人口学的基本或总体性问题；老年人问题的研究对象是老年人口这一特殊的群体使社会面临的某些特殊需求和问题，是贯穿人类社会发展始终的人口规模-数量性问题，属于老年学或社会学的亚人口问题[4]。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无论是否存在老龄化问题，老年人问题都会一直存在。两者有明显区别，不应该被混淆，当然两者也有关联之处。一是在实践当中，绝大多数情况是老年人口数量都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增长；二是因为老龄化过程中所有年龄组的人口比例都可能变化，所以老龄化问题涉及所有年龄组人口比例变动引发的社会经济影响问题，当然也就包含有老年人口变动造成的社会经济影响问题。
（2）老龄化与老化。表面上，老龄化与老化似乎关系密切，都关系到老年问题，但其实两者含义不同。虽然老化和老龄化同样具有年龄随时间递增之意，但老化更多地寓意人类个体的生物老化，是一种普遍的生物现象，是受生物规律制约的不可逆的自然过程，而且暗含变得衰弱和功能减退的含义；而老龄化则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经历的一个社会过程，属于历史范畴，它在影响因素变化时可以转向年轻化，所以具有可逆转性[5]。因此老龄化与老化相互混用是不科学的。
（3）老龄化与老龄。老龄的词义按照英文的解释是“正在老化的人”，实际既包含“老年人”的意思，又突出人的老化过程，因此老龄问题的核心即是指正在变衰老的老年人问题[6]，由此老龄化与老龄的区别又可归结到老龄问题和老年人问题上。经过1982年的维也纳老龄问题世界大会，虽然老龄问题比之于老年人问题内涵扩展了许多，但老龄化与老龄两个概念的性质仍然可以明确分辨于人口学范畴和社会学范畴中。
3. 相关标准
（1）老年人口年龄标准。老年人口是总人口中排列在较高年龄序列的那部分队列人口[7]，通常指年龄60岁或65岁以上迈入老年期的人口。老年人口年龄界线没有统一的标准，相关文献记载，20世纪初有学者从生育年龄视角定义老年人口起点标准为50岁，1956年联合国人口司在第一份关于人口老龄化的研究报告中采用65岁作为老年人口年龄划分标准，1982年的维也纳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将60岁或65岁定义为老年人口起始年龄。目前按国际通用的划分标准，发达国家多采用65岁作为老年人口的年龄界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将老年人口的年龄起点定为60岁。在我国，学术界对老年人口起点年龄也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按现行的国家法律规定的退休年龄标准多以60岁为老年人口年龄起点，因此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也采用60岁为老年人口年龄标准。本书考虑广州市人口结构的实际情况和研究目标，将60岁定义为老年人口年龄界线，相应的少儿人口年龄标准为15岁以下，其余即为劳动年龄人口。
（2）老龄化社会界定标准。国际上学者和组织对老龄化社会的界定标准有诸多说法，1956年联合国按65岁老年人口年龄标准划定此年龄以上人口比例达到7%为老龄化社会界标，并且依此明确划分人口年龄结构为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三种类型；1982年维也纳老龄问题世界大会鉴于发展中国家的老龄化状况而调整老龄化社会标准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达到10%，同样也划分了三种人口年龄结构类型，如表1-1所示。目前此老龄化社会界定标准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据此界定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或65岁）以上人口达到10%（或7%）即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结构为老年型。
表1-1 人口年龄结构划分标准
数据来源：联合国制定的人口年龄结构类型划分标准。
1.1.2 老龄化的度量指标
1. 度量老龄化程度指标
度量老龄化程度指标有老年人口比例、少儿人口比例、人口年龄中位数、老少比、老年抚养比等指标。
（1）老年人口比例：指达到老年人口年龄标准（60或65岁）的老年人口数占总人口的比值，可简称为老年比。这一指标是衡量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特征的重要指标，它简单方便且能*直观地表达老龄化程度，故而是度量老龄化程度*具有代表性、*常用的指标，因此也被称为老年人口系数、老龄化系数。本书亦采用老年人口比例这个指标。
（2）少儿人口比例：即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值。此指标的变动大致可以反映老龄化程度，因为在整体人口年龄结构中如果支点为劳动年龄人口，则少儿人口比例和老年人口比例如同天平的两端，此升彼降，少儿人口比例下降时，就意味着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也就是老龄化程度加深。
（3）人口年龄中位数：将全体人口按年龄大小顺序排列成连续的变量数列，数列的中间值即为年龄中位数，也称为中位年龄。年龄中位数将总人口均分成两部分，指标的上升表示总人口中年长者数量增加，年少者数量减少，也就可以反映老龄化程度加深。
（4）老少比：即老年人口数和少儿人口数之比。该指标以人口年龄结构两端的相对变动来反映老年、少儿人口的比例变化，更可以辨析老龄化进程受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比例变动的影响。
（5）老年抚养比：老年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该指标用百分比数值表示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的老年人口数，因此也称为老年负担系数。
2. 度量老龄化速度指标
度量老龄化速度指标主要有老年人口比例年平均增长率、老龄化率、老年人口比例达到某一水平所需的年数等。
（1）老年人口比例年平均增长率：指一定年限内，老年人口比例平均每年增长的速度。
（2）老龄化率：即老年人口增长率与总人口增长率的比值。该指标可以对老年人口相对比总人口的增长速度进行对比测度。用百分比表示的该指标数值大于100（或小于100）可以判断老年人口增长速度比总人口快（或慢），相应的老龄化进程加速（或减慢）。
（3）老年人口比例达到某一水平所需的年数。比较直接的指标，根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有关老龄化预测数据，老年人口比例由7%上升至14%的水平，我国这一指标值是27年，比法国（130年）、瑞典（85年）、美国（79年）老龄化速度都快。
1.1.3 老龄化地理与老龄化空间
老龄化的实质是人口年龄结构产生变动的动态过程，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特殊现象，多数研究将其归属于人口学范畴，但在老龄化研究中又不可避免地涉及老年人口这一社会学范畴的研究对象。从地理学视角研究老龄化，则形成了研究老龄化这一人口现象和相关的老年人口地理分布的一个特定学术领域—老龄化地理。一般认为它属于人文地理学和社会老年学的交叉学科领域，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老龄化空间过程和空间模式（老年人口空间分布和动力及其行为和迁移）、老年人与其生活环境的空间格局及需求服务可达性等。
地理学*基本的特性—空间性与老龄化现象的结合衍生出老龄化地理*重要的概念—老龄化空间，这一概念不仅指描述老年人口空间分布的实体地理单元区域，同时也包含描述老龄化程度的空间差异是所指代的抽象空间单元区域[8]。本书的老龄化空间概念均包括以上两个方面。
1.2 国外老龄化地理研究进展
自19世纪后期法国*早出现人口老龄化开始，到20世纪，西方许多国家相继经历人口转变进入老龄化社会，在全球人口、资源、环境面临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背景下，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社会福利和政策应对及对社会生产和消费等社会经济影响问题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早期的老龄化和老年人研究以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医学和生物学等领域为主，20世纪40年代伴随人口老龄化发展起来的老年学和其他交叉学科开始借鉴地理学方法研究老年人口地理方面（如分布、移动、环境等），20世纪70年代，以Rowles、Warnes和Golant等为代表的北美和英国地理学家进行了老龄化地理领域的开拓性研究。
国外地理学对老龄化的研究多为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如老年学和地理学的交叉研究、地理学对老年人口空间分布及个人生活空间的研究等。地理学显然只是那些积极参与具有地理单元的老年学工作的众多学科之一。在某些情况下（如社会学、人口和环境心理学），空间的角度一直并长期在其他领域（如流行病学、社会医学和公共卫生）存在，因此初始，地理学方法只是作为其他学科研究老龄化的一种工具，为人口学、老年学、医学等学科领域研究涉及空间关系时所借鉴。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国外学界才开始把老龄化研究纳入社会地理学研究的分支范围[9]。20世纪末，地理学经历人文主义转型和*近的社会批判理论和文化取向，与老年学产生的更多融合涉及*恰当的（但不是相互排斥）的人文地理学分支和影响了该领域发展的社会老年学，其研究的焦点已超越健康、疾病、护理等传统研究主题和社会地理学的范畴[10]。Andrews等以“地理老年学”（geographical gerontology）称呼这个新的领域，认为其核心问题是“在老年人、健康和地点之间新的社会和空间关系”，并划分为宏观的“空间”（包括人口态势、服务政策和生活环境等）和微观的“场所”（包括地方选择、情感和身体等）两种主要研究内容[10]。
西方老龄化地理（geographies of ageing）研究涉及人文地理学的人口地理学、医学地理学、健康地理学、文化地理学和社会地理学，以及社会老年学的文化老年学、环境老年学等分支学科[11]，是一个跨学科（主要为老年学和地理学的交叉融合）的研究领域，也被称为“地理老年学”[10]。老龄化地理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对相互作用的老年人、空间和地方之间关系的研究[12]。西方国家老龄化地理研究的发展历程与人文地理学研究转向和思潮有密切关系。20世纪60年代“计量革命”引发西方地理学界实证主义研究，70年代以来人文主义思潮下人文地理学从宏中观区域描述向微观个体行为空间研究的转变，90年代以后在后现代主义、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等思潮下人文地理学出现的“文化转向”，均对地理学的老龄化研究产生深刻的影响，据此将西方国家老龄化地理研究历程划分为3个阶段（图1-1）。
图1-1 西方国家老龄化地理研究进展
（1）20世纪80年代及以前。老龄化地理领域的研究以20世纪70年代北美和英国地理学家的开拓性工作为始，初期的研究包括老年人地理集中、老年移民、老年人-环境相互作用调查、服务提供的政策导向等主题的描述性分析[13]，此时期更多的是人口学、老年学、医学等学科领域借鉴地理学方法作为一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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