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言—乾嘉理必的提出
在中国学术史上，乾嘉学者为世人公认具有极高的学术贡献，而乾嘉学术，又以皖派的创获为最精。精在何处？胡小石先生有慧眼：“徽州戴东原，治学用论证法，能开辟新途，其门人如段玉裁，如王念孙，都是如此，这才是清学。” 乾嘉学者莫非都是古文献考据学家？未尽其谛也！据小石先生所言，他们精湛、赋有划时代突破性的贡献，是他们发明的“论证法”！论证是理性的而不是经验的。这一点并未被后来学者所识破，遑论继承。数百年来，后代学子面对“乾嘉理必”而浑然不识，遂使土生土长之科学思想竟成“绝学”。
以往学者论乾嘉之学多目之为烦琐考证、饾饤之学，或视乾嘉学者胸无大志而沉湎古籍。纵有一二学者偶用科学概念论其学术，也绝少定性“何为乾嘉科学”。今天学者业已公认乾嘉学者治学，功底深厚，资料纯熟，善于归纳、发现规律等等，然而，这些亦非乾嘉学术之最精华者。何为乾嘉学术之精华？经三十余年之学习、研究、比较与发掘，笔者不揣梼昧，放胆而言曰：乾嘉精华乃“理必科学”。何为“理必”？何以“理必”即为科学？戴震（字东原）知而行之，段（玉裁）、王（念孙）继而承之，然今人或有不晓，或疑其必；信哉，其说也绝矣！
乾嘉理必之学绝，故而中国自家科学之继承与研究，亦凄然冷门也。今则曰：为往圣继科学当从戴震起，因为戴东原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伽利略。
《尚书 尧典》“光被四表”，戴震断言：“《尧典》古本必有作‘横被四表’者。” 这里“必有”之“必”后面，有一整套的理据与例据，读者不知则视之为狂妄（如王鸣盛）或谓之为武断。 须知：戴震这里的“必”不是日常口语的“保证”，也不是争辩的“一定”，而是他们理必话语体系中的逻辑必然“certainty=必然性”。 这一个“必”字至少有如下五个领域的必然性作为此说“不可能错”的基石：①古音学—未通上古音韵学则不知其中“音证”之实（光读古旷反）；②语义学—不知“耀”“充”义源之阻隔则不知“光=光耀”“横=充斥”二义之迥异；③训诂学—不知经学古今之分则混淆郑玄经学训诂与《尔雅》小学训诂 ；④文字学—不知“横”从“黄”声、“黄”从“光”声，则不知诸字同声之古音；⑤句法学—不通句法则不知“光被四表”与下文“格于上下”均为主从结构。
从今天的语言学（或陆宗达先生发明的“文献语言学”）的理论来看，戴氏结论已经达到相关领域中当代语言学家所能臻及的水平；其中每一领域所下之义，至今泰山不移，实开与格里姆定律（Grimm’s Law）相媲美的“古无轻唇音”之“理必先河”。上述阐释皆包含在戴震1755年《与王内翰凤喈书》一信之中，其云：
《孔传》“光，充也”，陆德明《释文》无音切，孔冲远《正义》曰：“光、充，《释言》文。”据郭本《尔雅》：“桄、颎，充也。”注曰：“皆充盛也。”《释文》曰：“桄，孙作光，古黄反。”用是言之，光之为充，《尔雅》具其义 蔡仲默《书集传》“光，显也”，似比近可通，古说必远举光充之解，何欤？虽《孔传》出魏、晋间人手，以仆观此字据依《尔雅》，又密合古人属词之法，非魏、晋间人所能 自有书契以来，科斗而篆籒，篆籒而徒隶，字画俯仰，寖失本真。《尔雅》桄字，六经不见。《说文》：“桄，充也。”孙愐《唐韵》：“古旷反。”《乐记》：“钟声铿，铿以立号，号以立横，横以立武。”郑康成注曰：“横，充也，谓气作充满也。”《释文》曰：“横，古旷反。” 凡校书者，欲定其一是《尧典》古本必有作“横被四表”者。横被，广被也，正如《记》所云“横于天下”“横乎四海”是也。“横四表”“格上下”对举。溥遍所及曰横，贯通所至曰格。四表言被，以德加民物言也；上下言于，以德及天地言也。《集传》曰“被四表，格上下”，殆失古文属词意欤？“横”转写为“桄”，脱误为“光”。追原古初，当读“古旷反”，庶合充霩广远之义 六书废弃，经学荒谬，二千年以至今。仆情僻识狭，以谓信古而愚，愈于不知而作，但宜推求，勿为株守。
难道这是科学论文吗？恐怕大多数人疑而不信（戴氏此信的详细结构见第四章的理必分析）。当然，这不是不自信，而是对“何为科学”有所不憭所致。笔者以前也不认为戴氏所论即为科学，直至认识到诺姆 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语言学革命”就是科学革命，而后幡然领悟：原来我们的皖派学术也堪称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史上的一次“科学革命”。为便于理解戴氏科学，我们不妨先看乔氏科学。
乔姆斯基的《句法结构》是第一个首次以语言学家的身份，认真严肃地尝试在科学理论构建传统之下建立的有关语言的整个理论；是一个在化学或生物学领域为其中科学家所理解的意义上的理论；是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一个整体理论。它不是类似于把（语言）材料重新组织为图书馆的分类条目，也不是有关人类和语言自然属性的哲学论证或者设论；而是有关我们自然语感的，一种严格清晰的、诸多定理可以由此派生的公理系统。
罗伯特 李斯（Robert Lees）第一次把乔姆斯基的理论提高到“科学理论构建”的高度，认为它是一个“可以派生定理的公理系统”。这就是马库斯 托马林（Marcus Tomalin）2006年在《语言学和形式科学：生成语法之源》（Linguistics and the Formal Sciences：The Origins of Generative Grammar）一书中明确指出的，诺姆 乔姆斯基的《句法结构》（Syntactic Structures）无疑是形式语言学，但更重要的，它是形式科学之一种。
什么是“形式科学”？马库斯 托马林说：
在“形式科学”这一术语下类集起来的理论，全部都使用“公理-演绎法”。因此，尽管这些理论之间有着种种不同，但它们都包含着同一种演绎程序，即从直觉上显而易见的少数几个配套的公理或假设推演出某些结论（亦即定理）来的过程。因此，这种做法可以看作是“用同一基本科学方法”统一起来的方法。
这是对“形式科学”最简要的说明，可以让我们从中了解科学的本质属性。科学是公理、演绎和实证的理论系统。能够构建这样的一个系统，才能称之为具有科学的属性或科学的特征。最能说明乔氏生成句法科学属性的是2010年理查德 拉尔森（Richard Larson）所著Grammar as Science一书，书名直言不讳—《科学句法学》，并指出：
（1）语法已经成为语言学这一新科学的组成部分，这门科学提出并研究一系列独特而有趣的问题，并采用严格的方法来探索它们，正如其他科学对于自然现象的研究。
（2）对语法采用“科学”方法的想法一开始可能会让你感到奇怪。当我们想到“科学”时，我们通常会用这些术语来思考 ：①科学是寻求理解；②实现理解意味着发现一般规律和原则；③科学的规律和原则可以通过实验进行测试 。
什么是科学句法学？理查德 拉尔森回答说：句法学家发现句法的规律和原则，寻求对它们的理解，在实验中对它们进行测试，经过这些反复的探索，最终构建出一个完整的科学句法体系，是为科学句法学。无可否认，乔氏及其学生半个多世纪以来完善和发展了语言学作为科学的系统性，这当然不是乾嘉时代戴震科学所能比拟的，同样也不是西方19世纪新语法学派的理论所能比肩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戴氏的“理必革命”与乔氏的“句法革命”，在思想本质上同出一辙，都具备形式科学的基本要素，而戴氏比乔氏还早了两百多年。最能说明戴氏理必科学的，是他“必有作横被者”的“理必预设”（certainty prediction），居然得到现实的证实和预期的结果。《与王内翰凤喈书》末尾有戴氏后记，载其友生等所举例证：
丁丑仲秋，钱太史晓征为余举一证曰：“《后汉书》有‘横被四表，昭假上下’语。”检之《冯异传》，永初六年安帝诏也。姚孝廉姬传又为余举班孟坚《西都赋》“横被六合”。壬午孟冬，余族弟受堂举《汉书 王莽传》“昔唐尧横被四表”，尤显确；又举王子渊《圣主得贤臣颂》“化溢四表，横被无穷”。洪榜案：《淮南 原道训》“横四维而含阴阳”，高诱注：“横，读桄车之桄”，是汉人横、桄通用甚明 。
什么是科学？由公理及其推演之定理所预测而得到现实验证之系统及其推演过程，就是科学。在科学核心思想这点上，戴氏、乔氏，无不如此。更有见出戴氏理必思想之强之深者：尽管戴氏知道“《尧典》古本”可能永远看不到，但其所推之“必”则永不会倒。为什么？阿尔伯特 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曾经说：“我的理论精美得不可能错！” 这不是狂妄，这是理必的自信、推理的力量。我们不妨称之为“理必之势”！西方的科学如此，乾嘉的戴学也是如此。我们难道不为之惊叹、不为其如此神似而赞贺吗？
事实上，乾嘉理必焉只戴震？其弟子段玉裁和王念孙，同样是他培养出来的理必科学家。段玉裁的“凡谐声者皆同部” 和“理校”、王念孙的“生成类比逻辑” 和“理证”，凡所揭举均属理必要素，皆为中国学术史上前无古人但今几绝灭的科学发明。这告诉我们，国学研究必须跳出五四运动以来对传统小学的偏见和西式框架，才能看到乾嘉之学真正精华之所在。乾嘉小学的科学性质不仅可与现代科学研究直接接轨，甚至可以用来纠正长期以来只重材料的经验主义之偏颇，弥补当代学术之不足。今天“乾嘉理必”的项目得到国家“冷门绝学” 的资助，使我们有了一个可以对此进行深入研究的平台和机会，可以明确提出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学者创造了科学突破，可以证明其“理性发明”的学理既不是传统及宋明理学之“理必”，也不是乾嘉吴派“存古”之“理必”，更不是清际传教士之“理”。
乾嘉理必绝学的研究始于2015年，评审专家对项目的研究工作及成果给予了极大肯定和褒扬，指出该课题的研究成果“对段、王学术所蕴含的理必思想及方法的归纳、总结，较已往的研究更加全面、系统，也更加深入、细致，所运用的方法更具多样性，也更具开拓性，对段氏理必论证‘模式’的建立，显示该成果在研究方法上具有可操作性特点，有其特殊的借鉴价值”，“由于作者对文字声音训诂之学的熟谙以及对西方科学理论、语言学理论的谙熟，使得原本并不相干的两种学术路径和方法得到了有机的融合，从而使不少个案的分析不再是原子主义的，而是具有了某种系统性，并最终都得到了升华，上升到了科学思想、科学理论、科学方法的层面，这部分的展开极富有创新精神，具有很高的学术意境”，“（该研究）集中揭示中国学术史上的这一蕴藏数百年而未曾知晓的一大科学理念—理必思想，这将成为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的全新视角、全新理念，带动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的深入”，“更重要的是揭示了中国学术史包含科学思想和理论体系的真相，这对中国学术增强文化自信，引导中国学术健康发展，特别是中国语言学在继承创新的模式下走自己的路，可谓意义巨大而影响深远” 。
乾嘉理必不仅是文献语言学的课题，也是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课题；它很有可能成为研究中国学术的一个“世纪课题”，一个“民族文化自信之源的课题”，一个“国家课题”。这个课题从前所未有的形式科学（如公理假设、推演定理等）入手，以西方伽利略为代表人物的近代科学基础为参照，从文献语言学中发现以戴震、段玉裁、王念孙为代表的皖派学术，在伽氏一百五十年后，也蕴含着形式科学的要素。其学术路数用章太炎的六字断语说，即“综刑名、任裁断” ，意谓用演绎推演得出逻辑必然。这就是我们发现和发掘出来的“理必”学理的核心要素。前代学者如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等均曾提及中国传统朴学孕育着科学的因素，然而其中的“理必学理”迄今尚未得到学术界的确认，如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目录
第一章 导言—乾嘉理必的提出 1
第二章 当代语言学的科学性与乾嘉学术的唯理性 16
第一节 什么是科学—从语言学的发展来看 17
第二节 中国的“形式科学” 22
第三节 乾嘉的“理必之学” 29
第四节 乾嘉学者的理必之学与理性主义 50
第五节 乾嘉理必与西方逻辑 54
第三章 乾嘉学术的科学突破 57
第一节 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学术的看法 58
第二节 中国学者自己的看法—以胡适为代表 59
第三节 科学家眼中的科学是什么？ 61
第四节 语言学是科学—科学语言学 64
第五节 乾嘉学术中的科学要素 67
第六节 乾嘉汉学理性传统的继承与终结 79
第四章 再论皖派学理中的“理必”“理校”“理训” 87
第一节 戴震“理必”的逻辑结构 88
第二节 段玉裁的“理校”发明 102
第三节 王念孙的“理训”创造 120
第五章 《说文段注》演绎推理阐微 122
第一节 《段注》理必用语与概念 123
第二节 《段注》理必逻辑推理 137
第三节 《段注》理必逻辑思想 145
第四节 《段注》“理必注论”模式 150
第五节 求实与求是 154
第六章 《广雅疏证》生成类比发微 157
第一节 王氏类比“大端”的确立 157
第二节 《广雅疏证》中的类比论证 161
第三节 王念孙“生成类比法”的原理和分析 166
第四节 王氏之学乃主观之学 174
第五节 接续地思考 188
第七章 乾嘉理必与章黄学理 190
第一节 戴、段、王师徒两代开辟的“理必范式” 190
第二节 章太炎的“学术圭臬”与“依自不依他” 199
第三节 黄季刚的学术论：玄理与发明 202
第四节 章黄之精要 205
第八章 黄侃的“发明之学”与傅斯年的“发现之法” 208
第一节 乾嘉之理必发明 209
第二节 黄侃之发明论 224
第三节 傅斯年之“一分材料说一分话” 226
第四节 章黄奇葩—黄季刚科学发明举隅 230
第五节 汉语语言学上的经验主义及其成就与局限 238
第六节 循环论证与互补分布 243
第九章 传统理性思维的继承与当代学术理论的构建 247
第一节 五四以来的学术范式 248
第二节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学术范式的革命 —乾嘉理必 253
第三节 民国初年“理必范式”之精华 —章黄之理性主义和发明之学 262
第四节 “理必范式”与韵律语法理论的建立 266
第五节 “理必范式”与语体语法理论的建立 268
第六节 中国学术之前瞻 2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