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与自我修养》：
陆象山指责朱熹犯了过分强调书本知识的错误，因为这种强调会导致对心的支离破碎的理解。朱熹却回答道，渐进的修养过程是真正理解心的关键。但是两人的区别不只是“顿悟”和“渐修”的冲突，也是关于心的两种思想的冲突。一方面认为心是理的真实表现，因此它是自我实现的最终基础和实际能力；另一方面却认为心是性情的综合（理气的混合），这样，它是自我实现的实际能力而不是自我实现的最终基础。陆象山坚持认为人心是自我完满的，朱熹却对那种因为每个人的心同于圣人之心，所以对自我实现所涉及的只不过是简易直接的内在精神转化过程之说法持相当怀疑的态度。
在鹅湖之会时，朱熹已40多岁，而陆象山才36岁。正如钱穆指出的那样，其时朱熹已完成了有关儒家经典和宋初儒学的十几本著作，经历了与湖湘学派和浙东学派的思想战斗。虽然朱熹很倾向于采纳并吸取陆象山的思想，但是这个后来成为江西学派领袖的青年，傲慢和咄咄逼人的态度却使他大为惊讶。不过，在鹅湖之会以后，他们两人还保持着一段相当长时间的真诚友谊，持续很多年经由书信往来讨论思想问题。1181年，朱熹邀请陆象山到闻名遐迩的白鹿洞书院讲学，陆象山关于义利之辨的演讲是这个书院的一个重要事件，他的讲演得到了朱熹的高度赞扬。此后的一系列偶然事件影响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在鹅湖之会14年以后的一次关于周敦颐《太极图说》的争论，使他们的关系严重恶化。4年后，陆象山去世。朱陆之间的对立还因他们弟子之间的长期争论进一步加剧。然而相比之下，朱熹的思想却有着更为普遍的影响，以后历代儒学思想家都为他精心构建起来的充满新鲜活力的哲学所左右。而陆象山的学说不论是对于元朝学者，还是对于明清学者来说都未产生重要的影响。
王阳明是16世纪儒学的卓越代表。他的出现多少纠正了我们的上述看法。他有意识地选择了复兴陆象山的思想，从而又引发了一场新的争论，这场意义重大的争论导致了重新制定近代以前中国思想的发展模式。然而王阳明充分认识到正是朱熹对思想的挑战促使他去重估儒学思想的。事实上，他本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受了朱熹思想的影响，以致他坚信，尽管他的思想和朱熹的思想存在明显的分歧，但他的哲学取向与朱熹的晚年“定论”是一致的。因此，钱穆的著作包括了对王阳明所编的《朱子晚年定论》这部引起很大争议之著作的批判分析，这样的做法是很合适的。虽然对有些哲学问题没有给予解答，但钱穆的确为我们消除了大量历史和版本方面的疑惑。
钱穆对朱熹学术的研究（第四、五卷）有很多精辟独到的见解，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颇有见地地指出朱熹对经典的注释与程氏兄弟有很大的不同，以及他对朱熹历史观念的详尽分析。前一观点对通常认为朱熹为程颐的忠实门徒并很少违背《二程遗书》这一看法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而后者证实了近来学者们（如余英时）认为的朱熹的史学不仅深刻影响了明朝的历史学家而且也深刻影响了清朝汉学的看法。此外，钱穆相当有说服力地反驳了那种认为朱熹不同于他的思想前驱而把《易经》主要看作卜筮之书的流行看法。他指出，事实上，朱熹反对程颐纯粹把《易经》看作哲学论著来研究的做法，因为他认为既然这本书源于}、筮的实践，那么根据这本书卜筮的结构而来研究它的哲学含义就显得十分重要。这样，朱熹认为每一卦的“占辞”就是发现古代作者本义的根据。朱熹或许没有能够以一种自己认为满意的方式把解易传统中的象数派和义理派结合起来，但他尝试着把这两派综合起来的意图似乎是很明显的。
朱熹把《诗经》视为美学思想的源泉和道德训诫的宝藏而加以认真研究。钱穆经由精选那些能贴切说明他观点的引文和逸事而活生生地再现了朱熹研究《诗经》的强烈意愿。朱熹认为在客观地分析诗以前，必须朗读诗和体验诗的意境。为了使注释者把诗看作高度凝练的表达形式，他建议在对某一首诗做批判研究以前必须把这首诗背诵四五十遍。当然这里所说的背诵并不是死记硬背，而是培养自己对诗意的感受性，体会字里行间的细微差别，理解诗的内在结构。在获得某些关于诗的切身知识之后，朱熹建议再对那些现存的注疏做比较的研究，然后再把这些诗背诵三四十遍。只有经由这两种学习方法的交互运用，才能达到对诗意的经验性理解。正是运用了这种研究方法，朱熹才能超越几个世纪以来传统学术在研究这个主题时所持有的道德主义立场，而代之以新的研究《诗经》的方向。他对《尚书》和《春秋》的一系列批判性见解也进一步证实了他思想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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