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明，现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讲席教授、系主任。中国知识论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常务理事。曾任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知识论分会联合主席。《哲学分析》、《清华西方哲学研究》、《德国哲学》、《现代外国哲学》、《上海交通大学学报》（文科版）的编委；As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编委。曾受聘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教育部“长江学者”、“思勉原创奖”、“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美国“富布赖特基金”等项目的评审专家。获得过美国政府富布赖特基金英国学术院（British Academy）王宽诚基金，中国一欧盟高等教育合作基金等，在美国哈佛大学、加尔文学院，德国马堡大学，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等高校从事过访问研究或讲学。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Forum、China Perspectives等刊物发表过120多篇学术论文。论文在《新华文摘》等有较高的转载率以及被引用率，数次名列国内哲学学科“高被引作者榜”。获得过三次教育部优秀科研成果奖，四次省部级（上海市等）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多次二等奖。是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知识论的系列研究”的首席专家等。
　　
　　王宁，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兼人文艺术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当选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拉丁美洲科学院院士，担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文学组评审专家、教育部********会评专家等，主要研究领域为现代性理论、后现代主义、全球化与文化问题、世界文学、翻译学等。除出版三部英文专著和二十多部中文专著以及450余篇中文论文外，还在四十多种国际刊物或文集发表英文论文150余篇，收录SSCI或A&HCI数据库论文110多篇，部分论文被译成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俄文、日文、韩文、塞尔维亚文、法文、阿拉伯文等，在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

　　《哲学、现代性与知识论/上海交大·全球人文学术前沿丛书》：
　　哈贝马斯曾经这样刻画了现代性的“自由”特征：“现代性首先是一种挑战。从实证的观点看，这一时代深深地打上了个人自由的烙印，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作为科学的自由，作为自我决定的自由，还有作为自我实现的自由。”正是由于启蒙思想家们对“自由”的价值的高扬并使之得到社会的认同，现代社会才打上自由的印记。
　　从一般意义上说，农业的、封建的社会与工业的、现代的社会之区别，在于在后一社会里，人，主体，有了自由的权利，即有了思想、言论、教育、择业、投资等方面的自由。如果没有劳动力的自由，也就没有人力资源市场的存在；没有投资的自由，也就没有经济的增长。一言以蔽之，没有自由，就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这些从哲学上说，根本在于个体的人有了“自由意志”，有了“主体性”，可以决定自己的价值选择与行为选择，也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自我决定、自我实现的自由，而不必依附于他人的意志与权力。回想20世纪80年代，当我国在“改革开放”旗帜下重行开始现代化运动时，“主体性”这一概念的出现是如何地引起反响。它一下子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凝聚了人们对社会变革的渴望与诉求，以简约的语词，表达了有关人的尊严、价值与目的性的意愿，说出了人们长久郁积于心中，而又难以用千言万语来表达的理想与情感。
　　在东西方历史上，这种自由有着宗教与世俗的双重意义。对于西方社会而言，在宗教方面，主体不再依附于神权，人不必是禁欲的动物，有如加尔文教义所宣称的，为官执政、经商盈利、放债取息也同担任教士一样，都是受命于上帝，符合教义的。这就是宗教的世俗化，人走出了神灵的阴影。对于中西社会，尤其是对于中国而言，在世俗方面，主体不必依附于皇权、族权乃至父权、夫权等，这使人有了财产、迁徙、择业、婚嫁等自由。当今中国的改革与现代化，同样体现着人的自由的获得，它尤其表现为摆脱“单位所有制”的束缚。这种束缚以工资关系、档案、住房等各种特定形式限制着人身的自由，人成了单位的“奴仆”。这种“单位所有制”阻碍着人才的流动，妨碍着作为生产力根本要素的人力资源的开发，从而严重阻碍着社会的发展。
　　以自由为核心，现代性形成的关键在于建立起公平合理的权利关系。现代化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大发展、实现社会富裕的同时，实质上是一个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调整与重新分配过程。马克思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对社会问题的分析，是从经济利益与权利关系入手的。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能够比较顺利地进行，关键也正在于它从一开始便为社会的各阶层普遍带来收入上以及其他方面的利益，为改革的推进营造了民心基础，所以能够在保持社会基本稳定的状态下推进改革。假如改革一开始便是大量工人的下岗，便是贫富的两极分化，那不可能设想它还能够进行下去。
　　除了自由以外，权利关系中最重要的是财产关系。中国的改革碰上的一个症结问题就是所有权问题。所有权的权属关系不清，不仅妨碍了经营者的积极性，而且对于私有企业主来说，对私有财产没有安全感，导致的是对扩大再生产的疑虑、经营上的短期行为乃至资产的外逃。
　　这些自由、财产等权利关系，从哲学上说，便属于人的主体性、自由意志、自我决定、自我实现的范畴，便是自由、平等与正义等价值与权利关系的确立。它们构成现代性的核心。一切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改革，从骨子里说，无非就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理想价值目标。这也就是现在常说的“以人为本”之意。
　　再次，现代性表现为建立起竞争机制与合理的规范，即竞争的理性化过程。
　　这里，“理性化”指的是人与社会行为的契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专门化、制度化。“理性化”来自于“理性”，它是依据理性原则而行事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果。如众所周知，理性是西方启蒙哲学的一个最基本的概念，用以同宗教的神性相对，作为世俗社会为道德与社会立法、建立新的社会规范的根据。因此对西方基督教社会而言，理性化是与社会的世俗化相联系的，中国则不然。中国本来就不是宗教社会，因此不存在世俗化问题。中国的理性化是与传统（特别是封建的）与现实的非理性化行为相对的。梁漱溟曾经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概括为“伦理本位”，这是很精辟的。诸如“正其谊不谋其利，谋其道不计其功”这样的“泛道德主义”思想，就是其中突出的表现。非功利的观念固然在某些方面对社会有好处，如培养人的情操，淡泊名利，从事社会的公益建设，等等，但它对于经济系统本身的生产与经营来说却是极为有害的，导致的是不讲经济效益的结果。经济运作的关键在于精打细算，做到低投入高产出，因此韦伯把会计的核算原则称为“形式的合理性”，它代表着资本主义的精神。这种合理性是与泛道德主义的权利、义务、财产等的非理性的平均主义分配原则直接相对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