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有限与无限这个哲学层面对阐释进行思考是在进行哲学阐释论的建构。它论及了两个具有更高普遍性层位的哲学范畴，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更高层次的阐释学视野、阐释学态度及阐释学方法。立足这个层位进行阐释问题的发问与追问，被召唤而至的东西，便是阐释理论基础性的东西。这一召唤关注的，不只是阐释如何、阐释怎样及阐释何为何用这类可以具体阐发、描述及求证的问题，而是更关注隐藏于这类问题背后并对这类问题予以规定的更深层的东西，亦即作为众源的那个何所为。何所为亦即为什么要如此的那个原因。通常说，阐释即对于文本未明确说出的意义的阐释，这是阐释要如何。当进一步追问为什么阐释就是对文本意义的阐释，也就是阐释为什么要如此阐释时，阐释本身便退居为追问背景，而阐释背后规定着意义阐释的那个生成着阐释、展开着阐释的东西，即阐释何所为，就被推至追问的正面。这就是对更深或更高层次的普遍性的哲学追问。亚里士多德曾专门谈到这种追问，他称此为目的追问：“还有个何所为，就是目的，它不为任何其他东西，而其他东西却都为着它。如果事物有了这样一个终点，它就不是无限制的，如果没有这种东西，也就没有何所为了。”这里便涉及有限与无限。就事物不断发展说，一个目的接着一个目的，这是无限的，但每一个目的又是一个终点，在终点处，一个实现目的的阶段结束了，这便是有限。无限在运动中，有限在实现中，亚里士多德进而说：“必须把质料理解为运动着的东西，没有任何东西作为无限存在。若是这样，那么作为无限而是或存在的东西，便不是无限的。”①即是说，如果不能从运动角度理解质料，则没有任何东西是无限的，无限存身于无休止的运动中。
把文本质料理解为语言，则阐释的开放是语言向阐释的开放，亦即语言的无限运动。而作为质料的语言又是有限的，因此，阐释便在这种有限中收敛。对于阐释的有限与无限这种转换关系，张江教授指出：“作为一对相互依存的共轭变量，两者之间是相互包含、相互决定的积极关系，而非相互否定、相互排斥的消极关系。开放与收敛平衡，无限与有限相融，无限在有限中展开，有限约束界定无限。”②为此，在哲学视域中，阐释获得了更高普遍性的理解，在这种理解中，多有争论的文本本意问题，成为在文本有限与阐释无限的关系中具有关系属性的问题。本义是有的，是在阐释中无限生成的本义，阐释把文本本义投入无限，文本本义又把阐释收敛为有限。面对文本本义因阐释而生成的无限，任何有限的封闭或自我封闭都是不合阐释的封闭，因此任何确定的以及既定的阐释，都是不合理的阐释：而面对阐释因文本本义而收敛的有限，任何不确定的，无端或无理由的阐释，也都是无意义的或强制性的阐释。这里的关键是张江提出的“共轭变量”，它所表达的有限与无限并不是通常理解的在时间与空间的无限延续中实现的历时性的有限与无限，而是一种共时性的有限与无限，即有限中共时共在地存有着无限，而无限也共时共在地存身于有限。这种有限与无限关系的共时性理解，可以在古希腊阿那克萨哥拉那里找到哲学史根据。阿那克萨哥拉提到万物相聚的混沌状态——这也是精神把握的世界初始状态，他认为在这个状态中“万物聚在一起，数目无限多，体积无限小；因为小也是无限。万物聚在一起时，由于微小，是不清晰的”①。万物相聚，既是有限物的无限多与无限小，又是无限多与无限小的有限物。有限与无限共时存在，存在于万物相聚的“整体中”②。这种思维方式在西方不断强化的形而上学思维中逐渐失去了活力。但有机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在中国传统思维中却一直活跃，由此形成的对于世界有限与无限的整体性把握也一直被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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