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学五辨》：
任何学科的进步都依靠应用。无论如何抽象的形而上玄思，若非上升为系统科学的思维方式，若非找到更重要的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无从成立和发展。所谓阐释学，无论本体论还是方法论，若不能为各学科广泛应用，重归冷宫以至湮灭是必然结果。公羊高以今文为立场和方法阐释先秦经典，为其所处时代政治文化发展所用，中国古代阐释学也因此而有早期的系统规则与方法；海德格尔以存在论为立场和方法阐释荷尔德林的诗作，其本体论阐释学因此而发扬光大，并因此而丰富和发展了其本体论阐释学思想。中国古代缺少系统的阐释学集合，但阐释的方法应用于深厚的经学阐释，阐释学在应用中逐渐累积成长出中国独有形态。西方由古希腊的哲学对话始，再有圣经阐释与法律阐释在应用中成学，经两千年积累方有施莱尔马赫的一般阐释学出世。首先应该扩大阐释学在人文学科中的应用，已引起关注的是文学阐释研究。文学阐释的特殊性被突出强调，其前见的不可避免与适度消解，文本的自在意义与阐释者动机诉求，无限意义与有限约束等诸多原点问题被讨论。虽无共识，但讨论本身的建构价值充分显现。历史阐释学亦有起步迹象。特别是对西方史学理论的反思，对事实尊重，对意义发挥的根据与限度，以及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在历史阐释学的建构过程中贡献颇多。哲学阐释学最弱，这里是指哲学的阐释方法，即对哲学阐释的一般方法研究缺失。本体论阐释学是对阐释学的存在意义研究与定义，不是哲学研究方法论的讨论。哲学研究同样需要阐释学的辅助以至引导。本体论阐释学的实际阐释方法本身是突破点。
传统的人文学科以外，在法学研究及司法实践中阐释始终在场。法律阐释学是阐释学的重要起点。各个国家的宪法修正或法律解释，是阐释学的最直接应用。理论上讲，对一切社会科学研究而言，方法论的阐释学具有一般性意义，只要是在表达，意即将对现象的认知和理解表达于人，阐释就在展开。如此，阐释目的、路线、标准、规则等等，阐释学的全部问题都将以其特有形态呈现出来，发生作用，决定阐释的质量与水平。理性的阐释主体，努力掌握和自觉运用阐释学原理，其学术阐释会有新的面貌。更重要的是，各学科的创新与创造，新的学术思想及其表达与呈现方式，可为阐释学的构建与发展供给生动活跃的思想资源，是阐释学得以成长的生命之源。不断前进的实践创造，永远高于停滞原地的历史经验。
六、形态的系统与完备性
当代中国阐释学应有其完备形态。有一种意见是，阐释是独立主体的实践行为，因为主体动机与方法不同，以确定对象为目标的阐释，从行为到结果差异深刻。西方后现代文化主潮，就是反对普遍性追索，摒弃一般方法论的集合与描述。伽达默尔就认为阐释学“本来就不是一个方法论问题”，“不是为了构造一种能满足科学方法论理想的确切知识”。①这里的要害是，中国阐释学之学到底为何意？我认为，它包括两个层面的义与意。其一，此学为学问之学，是实践与经验的累积和增长。这种实践与增长无系统总结，为学术共同体所默认，为传统所容纳，诸如我们所认知的中国古代的阐释实践，就以离散的经验呈现，无体制性规定，其散漫的、实用的，或者可称为实践理性的展开过程与成果，集合为阐释之经验和学问。其传承方式是教化，在实践中体验、感悟，无条条框框规定和约束。其二，此学为学科之学。在此意义上，阐释学作为与其他学科，包括紧密联系的哲学、语言学、心理学相区别的独立知识体系，对理解与阐释，具有普遍指导与应用意义。一切学术研究无一例外地以阐释开显，阐释因此而有一般本体论和方法论的意义，也因此而区别及高于其他各学科的存在。可以提出的疑问是，阐释既可以离散的实践方式存在和展开，中国古代阐释学就以此为长，构建系统、完备的阐释之学为何必要？如此就要讨论学科以及整个科学建构的必要性。人类的实践经验由个别、具体而起，个别与具体的经验必须上升为一般知识，才可能传承和推广，无知识化的科学建构，人类的实践包括精神活动的实践在内，其行为是盲目的，是要耗费无尽资源，持续无效重复的。学科的建设，将个别经验上升为一般制式，用于规范实践，实践才是有指导的实践、自觉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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