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叙述学研究》：
从上文讨论可以看出，叙述者“我”在叙述20多年前的往事时，采取了两个主体相对分离的两种态度（声音），做小伙计的“我”对孔乙己的“看客”态度，一个涉世不深、心智粗浅、惯于“从众”又“童心”未绝灭的底层“小伙计”的心智状态，以及20多年后对世道人心具有一定认识，回忆时的“我”对孔乙己的怜悯与悔意。同时，上文的讨论，总是在句子或段落与文本整体的循环观照中，即对语句在上下文中或显或隐的语义、段落在文本结构中不同性质的含义、叙述者对叙述内容（回忆内容）的潜在选择之于文本意蕴释读的考察中，把握两个主体的态度距离、甚至同一主体之主体声音的不同侧面。
然而，本部分开头提出的第三个问题，实在无法在叙述者层面得到根本解决。答案只能从“写作作者”鲁迅，以及与写作直接相关呈现于《孔乙己》这个书面文字文本中的副文本信息那里寻求。
（三）写作作者、副文本信息与《孔乙己》思想与叙述语言风格阐释
从经典叙述学完全排除“写作作者”的立场看，虚构叙述文本涉及的一切，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是叙述者的选择。这些选择本身就具有意义，能或隐或显体现叙述者的声音或态度。直接一点说，叙述者选择某个事件、某种叙述角度、某种文风，都与其想要表达的意义、思想、主体态度等密切相关。它们似乎都能在文本内得到解释。前文提到“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这句话所隐含的叙述者的价值判断，可能就隐含在叙述者对叙述内容的选择中。什么价值呢？理解了文本叙述者所采取的回忆时的价值取向，也就理解了其价值。很简单，如今翻晒这段回忆，正是因为当年那个可笑的孔乙己，那个同样可笑的做“小伙计”的“我”。在叙述者看来，就是这句话，包括这句话所从出的这一段，直接体现的这两点，值得回忆并讲述。再强调一下，说“同样可笑的小伙计”，当然是已成年、思自己过去可笑、有悔意的“我”的看法。这个后来作为叙述者回忆过去的“我”，到底有多深沉，如果把整个叙述方式、整个文本文风等都看成他的叙述行为的结果，似乎也能说，这个“我”很深沉。但是，这个说法缺乏文本内有力的证据支撑。他后来从事什么，经历了什么，是否读过书，是否由少不更事的小伙计成长为一个对世事敏锐、思考深刻的人，文本并没有直接叙写，也没有暗示。文本呈现出来的，倒是20多年前做小伙计时的“我”的一些基本信息，出身底层，样子太傻，有初步的等级观念，读过一点书，知道茴香豆的一种写法，对读书人也不太尊敬，看人看事基本“从众”，等等。那么，问题来了，这样的人做叙述者，怎么可能以如此文风（用词贴切简练、表意深沉、文风冷峻冷漠）、如此叙述方式讲述出这样一个故事？站在经典叙述学的立场，这些问题都很可笑——事实上，基于其假定对叙述者的叙述行为与叙述文本内容、形式关系的阐释，往往不能较好落实叙述者主体特征的考察，不少考察较为牵强。人们或许会说，20多年间“我”的生活空白，至少也没有完全根绝这种可能性。但“空白”不等于直接证明。因此，实在说来，这个问题，确实是排斥“写作作者”、广义文体分析的经典叙述学追问不起的。至少，经典叙述学对这个问题的解释相当有限。
再有，这个虚构叙述文本描写的社会历史背景比较模糊。一些文学虚构文本，尤其是那些注重较为抽象表达时代风尚、思想观念、社会生活状态的文学文本（如一些荒诞派文学文本），其深刻性往往与其背景模糊有关。对这类文本来说，似乎背景越模糊，文本表现的思想反而越深刻越具有普遍性。然而，这个文本基本不属于这个类型。同时，不少思想没有语境性，问题没有针对性，也会出现其所揭示的思想或问题的深刻性打折扣的情形。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是公认的前所未有的深刻，但对于身陷集中营的利科来说，却显得过于抽象。集中营极端、具体、紧迫的此在境遇，使他深深体会到了基础存在论对个体具体生存的疏忽，从而激发了他终其一生都把存在问题放在一个具体的，甚至身体化的境遇中思考，而不是放在一个抽象的、理想主义的框架中思考，他始终关注个体生存、身体感觉、经验、境遇等。因此，仅就《孔乙己》这个文本呈现或折射的社会语境来说，要想说该文本表达了多么深刻的思想，恐怕还是比较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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