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法家思想主导的社会，其秩序是靠权力来维系的，掌控最高权力，是能够制定法律并让法律得以推行的前提条件。但掌控最高权力只是必要条件，还不是充分条件，要想保证法律能够顺利推行，还需要一支忠诚于最高权力的官员队伍。所以说，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最重要的因素。
《商君书·更法》这一章，给我们展示了法家社会权力斗争的一个样板场景。变法，意味着利益的再分配，失去既得利益的一方必定会百般阻挠，所以变法一定要得到君主这个最高权力者的支持。君主要想实现国富民强江山永固的理想，首先自己得是个明白人，知道怎么做才能适应形势让国家强大起来，然后才是去找到可以把事情做成的人。
在法家社会，君主只有真正掌控了权力，才能输出自己的意志。掌控权力需要强大的能力作保障，让自己能够在权力斗争中获胜。如果君主能力不足，在权力斗争中失败，意味着改朝换代，这也是王朝难以永续的原因，因为一代君主强不代表下一代君主强。
君主才能不足，往往会成为傀儡，不再是向臣下输出自己的意志，而是被臣下灌输意志。秦国之所以能够强大起来统一天下，和连续几代君主的优秀理政能力息息相关。当江山传到胡亥这种能力不足的君主手上的时候，“奋六世之余烈”才得到的江山，朝夕之间就失去了。
商鞅之所以在秦国能够变法成功，是因为他遇到了秦孝公这样英明的君主，这是推行变法的必要条件。得到了君主的支持，还要消除朝臣的反对。秦国有商鞅这样变革求新的大臣，自然也难免有守旧为私的大臣，变法就需要二者之间展开一场争锋。
一，心追求私利，守住既得利益，是一件只能做不能说的事情，特别是对掌握了国家权力的大臣来说。无论是变革求新的一方还是因循守旧阻止变革的一方，都会辩说自己的目的是国富民强。这对局外人或者认知能力不够的人来说，很难简单通过一方说了什么来判断忠奸。《更法》这一章中出现的甘龙、杜挚两位大臣就是打着为秦国的强大稳定和君主的圣名威望着想的旗号反对变法的。
但是他们反对变法真的全是为了公义而没有任何私利的考量吗？当事实证明商鞅的变法确实让秦国走向强大的时候，那些口口声声为了秦国强大才阻止变法的人，却并没有因为公义而支持变法，而是因为私利的损失始终仇视商鞅。说归说、做归做，心口不一、阳奉阴违的人很多，看明白这一点，才能理解围绕变法进行斗争的复杂性。
君主向大臣征求意见，大臣们各抒己见，所有大臣都说自己发表的意见是从公义出发的。但这里面有真假之分，有的是大公无私，有的是假公济私。如果君主没有分辨能力，被大臣欺骗蒙蔽，采纳了错误的建议，就会把国家带向深渊。所以说，“乱国者，臣术胜也”。
变法造成的利益再分配，一定会让失去既得利益的人非议君主，他们甚至会负隅顽抗，变相破坏变法，引发社会动荡，所以秦孝公也有“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的忧虑。我们来看看秦孝公和商鞅、甘龙、杜挚三位大臣，是如何讨论变法的。
原文
孝公平画，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君日：“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
译文
秦孝公同大臣商讨国家大事，公孙鞅、甘龙、杜挚三位大夫侍奉在他的左右，一起分析社会形势的变化，探讨整顿法制的根本原则，寻求统治百姓的方法。秦孝公说：“接替先君位置做国君后不能忘记国家，这是国君应当奉行的原则；实施变法务必显示出国君的权威，这是做臣子的行为准则。现在我想要通过变法来治理国家，改变礼制以教化百姓，却又担心天下人非议我。”
青云说
“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为国为民是君之道；制定法律要服务于君之道，这是臣之行。“错法务明主长”，这个“长”是家长的长，也就是维护君主的核心地位。君主没有私利，一心为国为民，而大臣要维护君主的权威，服从君主的命令。也就是说，把国家管理好，让百姓过上好日子，是君之道。先有道后有行，君主无道则大臣无行，而且还会推翻无道的君主。
如果君主不是为国为民而是为了满足个人私欲来祸国殃民，就会失去天下，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治伦理，历史上的每一次王朝更替都证明了这个道理。为国为民是君主合法性的基础，也是大臣忠于君主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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