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家评传》简明读本:康有为》:
4.桂林讲学
光绪二十年(1894)十一月,康有为应广西门人龙泽厚之请赴桂林讲学。当时《新学伪经考》在京城遭到参劾,故此行自然也有避祸的目的。桂林讲学的一应事宜均由龙泽厚料理。他安排康有为人住叠彩山景风阁,这对喜好游览的康有为而言是再合适不过了。讲学之暇,康有为常率弟子乘船出游,遇有形胜,或赋诗或刻石题名,山居舟行的生活,让他感到十分惬意。
康有为在桂林的讲学以公羊春秋为中心,以《新学伪经考》及《孔子改制考》为基本教义。慕名拜人康有为门下的弟子不在少数,但这似乎触及了广西地方的学术利益。虽然叔祖康国器曾在广西任布政使,并一度护理巡抚,这给康有为结交广西官绅开辟了通途。康亦的确与桂山书院山长周璜及布政使黄槐森等人过从甚密。但巡抚马丕瑶却尊崇古文经学,他刚创办了桂垣书局,并聘请龙泽厚的岳丈、秀峰书院山长曹驯为书局会办。曹驯亦是古文经学家,与康有为的学术路数自然格格不入。康有为为化解僵局,曾主动往拜曹驯,但曹驯的态度极为冷淡且并未回访。这在当时是让拜访人十分没面子的无礼行为。龙泽厚曾试图调和二人的关系,但曹驯认为康有为名为尊孔,实为蔑孔,并表示坚决不与康见面。康有为此次在桂林讲学,四十余日便匆匆返粤,似乎与广西的学术背景不无关系。
光绪二十三年(1897),康有为再次重游桂林。此时的康有为已经是新科进士,工部主事。他在京组织的公车上书虽未获成功,但震动全国,并获得普遍同情。他的“上清帝第三书”已经到达光绪的手中,并获得重视。在此之前,他还通过御史王鹏运参劾广西巡抚马丕瑶,并迫使马离开了桂林。因此康有为重寓景风阁,除了旧日弟子均来谒见,频叙契阔外,其他各书院山长及各衙署长官,均予以优礼相待,与往昔不同。与康有为交往最密切的是当时闲居在桂林的前署理台湾巡抚唐景崧及太常寺少卿岑春煊。二人对康在桂讲学及其他行动给予较大的支持。
康有为此次在桂林讲学,虽然仍专注今文经学,并以春秋公羊为中心。但每论及时事,康有为辄将中国的贫弱与西方的兴盛作比较,并借机宣传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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