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学术年谱/<东吴学术>年谱丛书》：
六月，演讲《形象思维再续谈》（讲演稿收入《美学论集》），指出形象思维并不是思维，艺术不只是认识，并肯定创作过程中的非自觉性，反对逻辑思维过多地干预形象思维。此说引来许多文章批评。
七月，发表《梁启超王国维简论》（刊《历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七期），指出梁启超、王国维均是中国近代史上应予肯定的人物，功大于过。梁启超广泛介绍了资本主义人生观、历史观、文艺观，起到反封建的作用，是影响最大的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王国维是中国资产阶级史学家的代表。该文为一九四九年以后为梁启超、王国维翻案的第一篇文章。
七月，发表《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刊上海文艺出版社《鲁迅研究集刊》），指出对下层人民的爱与对上流社会的恨是鲁迅一生特色。提出中国革命的六代知识分子分别是：辛亥一代，“五四”一代，大革命一代，“三八”式一代，解放的一代，“文革”的一代。
七月，《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出版（人民出版社）。该书《后记》指出：“偶然性与必然性是历史哲学的中心范畴。”“历史的必然总是通过事件和人物的偶然出现的。但并非每一偶然都一定是必然的体现。”又在该书《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的一个小注中，特别指明“马、恩都并未用过‘辩证唯物主义’这一词汇和术语，它是由普列汉诺夫创始，列宁正式采用的”。先生言当时提出时自己也胆战心惊，一编辑后来说如晚一点就出不来了，因为“反精神污染”已开始。该书当时产生的影响比《美的历程》远为巨大。
夏，在西北大学中文系座谈会上发言《读书与写文章》（刊《书林》一九八一年第五期），说：“在上大学时，我对文史哲三个系的弱点有个判断。认为哲学系的缺点是‘空’，不联系具体问题，抽象概念比较多，好处是站得比较高。历史系的弱点是‘狭’，好处是钻得比较深，往往对某一点搞得很深，但对其他方面却总以为和自己无关，而不感兴趣，不大关心。中文系的缺点是‘浅’，缺乏深度，但好处是读书比较杂，兴趣广泛。……我当时在哲学系，文史哲三方面的书全看。上午读柏拉图，下午读别林斯基，别人认为没有任何联系，我不管它。所以我从来不按照老师布置的参考书去看，我有自己的读书计划。其中读历史书是最重要的，我至今认为，学习历史是文科的基础，研究某一个问题，最好先读一两本历史书，历史揭示出一个事物的存在的前因后果，从而帮助你分析它的现在和将来。”
先生坦言：“虽然有好些热心的同志建议，我现在仍不打算写建立哲学体系的专著。不是不能写，如果现在写出来，在目前思想界也可以出点风头，但是我觉得靠不住，我想以后更成熟时才能写吧。……我们要立志写出有价值的书，写出的东西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才好。写出的东西一定要对人类有所贡献，必须有这样的远大抱负。”
十月，演讲《谈谈形象思维问题》（刊《社会科学通讯》一九七九年第二十期），不赞成目前对形象思维争论双方的观点，认为都是完全承继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理论中流行的一种很普遍的理论，把文艺看作认识。提出：“形象思维是一种多种心理功能的综合体，如美感一样。它不简单地是一种狭义思维过程，而是包含着人的很多心理因素功能的综合过程，交错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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