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效果
随着社会的全面快速转型，各种各样的大众文化现象在我们周围如雨后春笋般纷纷亮相，真让人有些眼花缭乱。与此同时，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化批判也相继登场，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更叫人目不暇接。但是，必须承认，这些批判大多都是应景应时式的，多少有些走马灯的味道。于是，人们开始对它们进行反思。追根究底到了一定的地步，似乎又得出这样一个共识，即造成时下大众文化批判走调的罪魁祸首是法兰克福学派。其实，这不能不说是一场天大的误会。过于强调法兰克福学派当中的个别人物所从事的文化批评实践，简单地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称为大众文化批判，实在是有悖于其精神和原旨。纵观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史，我们不难看到，他们只是在某个具体时刻集中对大众文化作了较为深入的解析和批判，而且还是个别人为之，最典型的大概就是阿多诺在流亡美国期间对文化工业所作的论述了。
我们姑且把法兰克福学派这个差异性大于统一性的松散团体看做一个整体，那么，他们共同的兴趣，与其说是所谓的大众文化批判，毋宁说是社会批判和理性重建，再概括一点儿，就是现代性批判。即使是阿多诺的那些有关大众文化的著作，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都是为他的理性批判和社会设计服务的。比如说，他的《启蒙辩证法》《否定辩证法》等著作肯定要比他有关勋伯格和马勒的音乐、瓦格纳的歌剧等的论述来得重要；况且，就是在从事大众文化批判时他也并没有一味地停留在个案研究上，而是不失时机地升华到社会理论的高度，把它们作为意识形态批判和审美现代性批判的前期准备。
因此， 我们或许首先应当把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说看做一种介于社会理论与哲学话语之间的批判理论，一种对待现代性的哲学立场， 才能较为准确地把握住其理论精髓和思想实质。为此，我们不妨多多关注他们在方法论、认识论、历史哲学以及政治哲学方面的著作，如霍克海默的《工具理性批判》（Kritik der instrumentellen Vernunft）、阿多诺的《认识论元批判》takritik der Erkenntnistheorie）、马尔库塞的《理性与革命》（Vernunft und Revolution）和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的哲学话语》（Der philosophische Diskurs der Moderne）、《后形而上学思想》（Nachmetaphysisches Denken）等，而不要老是把眼光紧紧盯在那些虽不是无关紧要，但绝非举足轻重的文化批判著作上面。再说，我们也没有必要一提到法兰克福学派，就光想到阿多诺和马尔库塞，而对另外两个并不逊色，甚至更为重要的人物缺乏兴趣，置若罔闻。我说的这两位是霍克海默和哈贝马斯，人称法兰克福学派中的“双H”。真正能够代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精神，并且将这种批判精神一以贯之的，恰恰是霍克海默和哈贝马斯这两位并不和睦、甚至发生过激烈冲突的师徒。他们的理论并非“文化批评”四字所能概括，说得绝对一点儿，他们的理论和我们一般所理解的“文化批评”不说是风马牛不相及，也是关系微乎其微。他们本人对于“文化批评”这一概念也不予接受，还间或作了尖锐的批判，如霍克海默在《艺术与大众文化》（Kunst und Massenkultur）中对现代艺术的社会属性所作的阐述，以及在工具理性批判意义上对大众文化所作的分析，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哈贝马斯对新保守主义的批判。我们不惜笔墨在法兰克福学派和所谓的“文化批评”之间划清界限，是为了把研究和接受法兰克福学派还原到它本来的理论语境中去，这样才能更好地确定其历史效果。
……
展开
——阿克塞尔·霍耐特
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学研究者曹卫东在过去的十年中对德中两国的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把阿多诺、霍克海默、哈贝马斯和霍耐特的大量著作翻译成中文并介绍到了中国，成功地把高校教师、翻译家以及协调中国出版社的联系人等多个角色结合于一身。
——德国翻译界zui高奖项之一“文学之家德嘉银行奖”授奖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