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探究型哲学思想研究》：
但是在后期著作《逻辑：探究的理论》中，杜威对意义的看法稍微有些不同。杜威把意义看作语言本身所具有的东西。语言使人们能够脱离主观和私人的视角，从而实现相互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在此过程中语言所意指的对象也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在这个层面，“意义”是指语言的指代功能，语言指代或者象征某些事物。语言是形式化的符号，而事物是某种对象化的东西，意义在其中起到中介的作用，这就是语言所发挥的指涉功能。在集体实践或者文化实践活动中，意义被确定下来，但这种确定并非像开会表决，而是在人类集体活动中自然而然地被确定下来的。例如，我们用什么词语来称呼睡觉这个行为，这并不是必然的。我们也许会用另外一个词语来指代睡觉的行为，但是不管什么词，这个词总是在人们的协作性、交流性的集合活动中被确定下来，用来指代睡觉行为，从而具有特定的意义。不同的文化或者不同的集体生活，会导致翻译的不确定性，这种观点后来被奎因进一步发挥。杜威说：语言表达意义，意义植根于人们的行为之中。如果我们认识不到意义的这种根源，我们就会忽视语言与社会（它由人们的创造性活动所组成）之间的固有联系。
杜威与后期的维特根斯坦都把语言的本质同我们的使用联系在一起，并且认为语言是和一个共同体相关的，而反对私人语言。私人语言的理论基础是语言反映“思想”或者心灵中的主观感觉、意象、观念，这些纯粹心灵内的东西使得私人语言具有合理性。但是，一旦把这个理论基础抽掉，那么私人语言便站不住脚了，后期维特根斯坦和杜威都在做相似的工作。后期维特根斯坦用私人语言指某种只能指称讲话人自己知道的东西：指称他自己的直接、私有的感觉。这种私有的感觉是不确定的，因此它无法遵守什么规则，而语言是一种有规则的行为，因此私人语言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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