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口述史研究：以河北传统造纸和造船为例》：
口述史档案访谈的一个优点就是它的广泛性和一致性。典型的访谈项目包括数十至数百的访谈，许多访谈都被转换为文字资料，如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项目，访谈成果陆续以书籍的形式出版发表。访谈涵盖的主题通常十分广泛，保存的数量也在不断增长。它们是宝贵的（有时甚至是独一无二的）的信息资源，记载着科学家的早期生活、在复杂的官僚组织中不同个人之间，以及在传统的档案资料中看不到的科学团体成员，如妇女、普通人、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之间的层级关系。它们有助于洞悉研究团体共同的职业身份、筹资方式、政治和宗教联系和文化。通过提出相似的问题“框架”，档案访谈有助于对不同学科、不同个体间进行比较。许多访谈是由在他们自己专业领域里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所制作完成的，这种做法的结果形成细腻而丰富的描述性转换。这些访谈还有一个明显的优点，就是档案资料永久保存，由有兴趣的历史学家来开放监督，他们也评价考察的方式，并做特别的回应。
除了做一些系统的口述访谈外，不少科学史家也将访谈和研究结合起来，利用访谈所提供的线索，仔细查找这些访谈资料后却发现揭露了一些特别的历史事件，包括我国高能物理学的发展，天文物理学的源起，或分子生物学的出现。这种方法增加了不少重要的新阐释。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张藜为了系统研究高分子科学在现代中国建立的过程，曾访谈过包括我国著名科学家钱人元在内的多位科学家，她的著作《新中国与新科学：高分子科学在现代中国的建立》从口述访谈史料中借鉴了许多有益的东西。类似的研究还有熊卫民、王克迪著的《合成一个蛋白质——结晶牛胰岛素的人工全合成》等。口述访谈项目，包括访谈者在初期的问题框架，普及科学或技术的初始经历、家庭背景、重要国家历史事件的回忆，以及同地方或国家对科学资助的联系等，这些访谈项目开掘了科学活动那些重要的和未开发的维度。同时，它们也为那些在当代社会中对大众文化、政治史和妇女史感兴趣的历史学家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
科学家的社会起源是这样一个时代，正如约翰·兰克福和里基·斯内文曾准确论述的那样，用一只眼睛去看传统的档案文献，“很难发现促使关于个人选择以科学为职业的动力的更多信息”①。而跨学科的口述史项目却对这样的问题提供了更多信息，如20世纪中国的科学家是如何选择科学作为职业的。通过访谈者持续不断地对他们的早期教育，什么因素驱使他们从事科学职业，他们读过哪些书，在课堂怎样显示出对科学的兴趣等进行访谈。于是，这样一种规律很快浮现出来，那些出生在20世纪20至30年代的科学家，早期的学校教育恰逢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们的科学事业发展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时期，很多人对科学的追求都与“科学救国”的信念有着重要的联系，远渡重洋到国外学习科学知识，学成后又毅然舍弃外国的优厚待遇，不顾重重困难，回国发展中国的科学事业，而这种信念也使很多科学家在那个激烈动荡的特殊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挺了过来。如刘有成向受访者讲述了他在利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怀着“科学救国”的抱负去美国西北大学做博士后工作，以及在完成科研任务后回国遭受美国移民局阻挠的曲折经历。徐利治则讲述了他对数学发生兴趣与看《查理斯密斯大代数学》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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