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汉族，生于南京，江苏盱眙县人。国家一级作家、收藏家、书法家，“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中国文联委员，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八、九、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兼任宁夏华夏西部影城公司董事长。其代表作有：短篇小说《灵与肉》、《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等；中篇小说《无法苏醒》、《绿化树》、《青春期》等；长篇小说《男人的风格》、《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一亿六》等；长篇文学性政论随笔《小说中国》；散文集有《飞越欧罗巴》、《追求智慧》、《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等。

　　《文人的另种活法》是当代著名作家张贤亮的人生笔记，也可以说是一部成功人士回忆生命过往的自传。文字朴实无华却又密实老辣。折射出作者丰富的人生体验，对生活深切的感悟以及对社会责任和良知的理性思考。

　　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
　　——谨以此文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
　　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倡导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乃至中国整部20世纪史上，其规模及深远的社会影响，我认为大大超过五四运动。那不是启蒙式的、由少数文化精英举着“赛先生德先生”大旗掀起的思潮，而是一种迸发式的，是普遍受到长期压抑后的普遍喷薄而出；不仅松动了思想上的锁链，手脚上的镣铐也被打破，整个社会突然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张力。从高层和精英人士直到普通老百姓，中国人几乎人人有话说。更重要的是那不止于思想上的解放，一切都是从人的解放开始。没有人的解放，便没有思想的解放。所以，人们才将那个时期称之为“第二次解放”，并且我以为那才是真正的“解放”。
　　一
　　直到1978年底，我还在银川市附近的南梁农场劳动。职业是“农业工人”，而身份却很复杂，头上戴着好几顶“帽子”。为什么说“好几顶”呢？头上戴着几顶帽子自己都不知道吗？难道我是傻瓜或脑袋麻木？当然不是。但那时我确实不清楚。现在我们就来算一算：一顶是“右派分子”帽子；一顶是“反革命分子”帽子，这两顶帽子是“实”的。“实”的意思是有正式文件收进个人档案的。可是什么叫作“正式文件”，直到今天我仍不清楚。
　　当我在电脑上输入这些字句，想表述明白，让现在五十岁以下的读者能够理解的时候，我突然感到无能为力。这要比写小说困难得多。虽然小说有想象的、虚构的成分，但我的写作能力基本还可以胜任，这有我出版的多部小说为证。可是，如果限制我发挥想象力，不加一点虚构地描述那个荒谬的年代，真实地反映那一段历史，我必须绞尽脑汁字斟句酌，仔细推敲。可是，我发现，这一来，我就陷入了要步步为营的迷魂阵。因为，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汉语就逐渐被搞乱了，汉语的词语逐渐失去原本的意义而被另一种“崭新”的意义替换了，更有大量的词语变得粗糙，变得模糊。其实，我们现在说的“拨乱反正”，有很大部分在于词语上的“拨乱反正”。其中很多我们已经“反正”过来了。正因如此，所以现在我用同样的词语来表达就会让今天的读者难以理解。那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语言系统，虽然使用的是同一个词，可是其词义往往不亚于古文和现代语文之间的差别。孔子说了句“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被质疑了上千年，就因为“女”在古文中常作“你”和“你们”解，而现代汉语只当“女性”和“妇女”讲，所以孔子在地下至今不得安身。因而，我觉得写这篇文章要比写小说吃力，在我企图说明一个问题的时候，我还要把这个问题所涉及的词语也加以解释。
　　同时，作为一篇个人记录，我也不想从已经披露的历史材料中搜寻依据，虽然这已经很方便，敲敲键盘点点鼠标即可，并能减少难度且更为可靠。可是那样一来，文章就成了资料的堆积，失去感觉和感受的色彩，而我正是要写一代甚至两代人的真实感受。现在披露的历史材料包括种种红头文件，在当时都是极其神秘的，只有极少数人掌握，绝大多数人只能受其摆布，即使陷入绝望的境地也莫名其妙，无处求告。所以，我以下的文字可能与历史资料有出入，但它虽非“历史”却是“史实”。这是让历史学家永远头疼的难题：“历史”往往与“史实”不同。
　　譬如，就拿那时的“正式文件”来说吧。如果今天的中青年人用今天“正式文件”的形式去看，那绝对是非正式的，是个笑话。可是，我说中国人就曾经生活在那种“非正式”的“笑话”之中，而且长达近三十年之久，今天的中青年读者又会把我的话当作笑话。难就难在这里。
　　且让我用事实来说话吧。
　　首先，是由谁来决定某某人是“右派分子”呢？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全国各地各单位揪出的“右派”当然非常之多，因为那时订有指标，上级规定是按本地本单位人数的5％来“打”（你看，这个“打”字又须有注释，但类似的词语太多，此处只好从略）。因为中国人特殊的政治积极性，“打”出来的“右派”会大大超过这个百分比，所以，最后总应该有个决定性的权威机构。这个决定某人是否“右派”的机构叫作“五人小组”。各地县、处级以上单位都有这样的“五人”。可是这“五人”具体姓甚名谁，各地各单位的普通群众是不知道的。你说是主要负责人吧，可是转眼间这个主要负责人也成了“右派”，可见，还有更高层次的“五人”。总之，说你是“右派”你就是“右派”，别问出处，也问不清楚。
　　这样一下子，全国就有五十五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而当时全国可称之为“知识分子”的人数只有五百五十万至六百万。五十五万之说见于后来为“右派”平反的文件，实际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五百五十万至六百万之说见于1956年公开发布的统计数字。
　　这里，我仍忍不住想说说这个“打”字。“打”一词，在“反右运动”中是政治积极性的褒义词，我没看过当时公布有某某人被“划”为“右派分子”一说，可是后来给“右派分子”平反时，又一律称为某某人被“错划”的说法，其实应称为“错打”才对。
　　好了，不说别人，就说我自己，这是最可靠的。
　　我发表长诗《大风歌》正值1957年7月，“反右运动”最激烈的时候，《人民日报》马上发表了一篇严厉的批判文章《斥大风歌》。《人民日报》今天仍有很高的权威，当时简直就是“圣旨”，于是我当仁不让地成了“右派”，受到处理“右派分子”的顶级惩罚：开除公职，押送劳动教养。
　　“正式文件”是怎样的呢？当时压根儿没给我出示。到1979年我平反时，给我平反的有关单位从我的个人档案里只找到一张二十一年前押送我到劳改农场的小纸片，类似“派送单”这样的东西。我名字后面，填写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坏分子”，而不是“右派分子”。除此之外，再没有一份证明我是“右派分子”的法律根据，更没有说明为什么要把我“打”成“右派”的原因，即具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这张纸我见了，只有巴掌大，纸质脆薄，比现在公共厕所里放的最差的厕纸还差。我认识这种纸，那叫“雪莲纸”，用稻草造的，因为它不经磨损，不耐存放，一般只写个便条，写信都不用它。而这劣质的“雪莲纸”却奇迹般地在我档案中静静地陪伴了我二十二年之久，拿出来还灿然如新。
　　然而，麻烦也就来了，如果我是“坏分子”，我就不在专门针对“右派分子”而制订的中央文件的范围内，按1978年另一份中央文件精神，“坏分子”早就该“甄别”了。可是，二十二年来我明明是被当作“右派分子”对待的。怎么办呢？
　　幸好，这已经是1978年，开始实事求是了。原来我的大麻烦，即当年《人民日报》及地方报纸、文学刊物对我的批判，又成了我是“右派分子”的证明，从而让我有资格“享受”文件精神予以平反。
　　“不幸”与“幸”的转换，需要我等待二十二年。后来，我碰到一位当年主持把我打成“右派”的前领导，问他当年为什么把我定为“坏分子”而不是“右派分子”。他笑着说：你只发表了一首诗，没有其他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年纪又轻，我们研究了一下，尽量照顾你的政治前途，就订个“坏分子”算了，“坏分子”总离政治错误远一点吧。我理解他们的宽厚，“地富反坏右”这五类分子中，看起来只有“坏”没有政治性。他们哪知道后来“地富反坏右分子”统通在一个菜篮子里，最后“一锅烩”了。我也笑着告诉他：到了地狱，不分你是吊死鬼还是饿死鬼，都是一律同样对待的。他却说：那不是你的一笔财富吗？不然，你怎么能有今天？于是，那个“五人小组”又仿佛成了我的恩人。
　　这样看来，“五人小组”能网开一面，当然也能指鹿为马，把不应是“右派”的人打成“右派”。同样也说明了，当年报纸、杂志上的白纸黑字具有真正意义上的“众口铄金”的功能，都可以作为罪证置人于死地。当年，众口一词很快会转化为约定俗成，大家说你是什么，你就成为什么，何必有“正式文件”！
　　你看，我受了二十二年苦，就因为这张薄薄的“雪莲纸”，这就是“正式文件”！
　　我生于1936年，但直到今天我的户口本、身份证上填写的却是1938年出生。这也来自“正式文件”。
　　1968年2月，我第二次劳改释放，手拿劳改农场给我开具的释放证到分配我去就业的农场报到。这个我去就业的农场也是1965年押送我去劳改的农场。这么说似乎有些绕口，干脆点儿说，就是我从这里出去劳改一趟又回来了。农场政治处干部看看释放证，丢给我一张纸，那是照例要填的农场工人登记表。在出生年月日一栏，我如实地填上“1936年”。干部凌厉地打量我一眼，说：你明明生在1938年，为啥填1936年？我奇怪地问：哪来的1938年？干部指着释放证说，你看，你看！这上面写得清清楚楚的，你还耍赖！好像我非争取在1938年出生不可似的。我一看释放证，又是那倒霉的“雪莲纸”，劳改农场干部用蘸水钢笔写1936的“6”时可能蘸了一下钢笔水，6在纸面上洇成了更像8而不像6。我哪敢跟干部犟嘴，他说是8就是8吧。
　　这个“正式文件”从此之后减了我两岁，不知是否能让我多活两年。
　　费了这么多笔墨才大致把当年所谓的“正式文件”交代明白。这个“明白”也是我自以为是的，尚不知今天的中青年读者能否明白。回忆往事，常常用“隔世之感”这句成语，我想，自古以来没有哪个时代中的人回忆起往事有如此的“隔世”。近三十年中国的变化不仅仅是世代之隔，简直就是两个世界之隔。由此产生的老少之间的隔阂不止是代沟问题，根本上是阴阳两界的问题。所以，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在老少之间的交流上有我们中国人这样困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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