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到了美国超验主义哲学家爱默生(R. W. Emerson,1803 -1882),他一再强调指出:“如果天才产生了过分的影响,那么天才本身就足以成为天才的敌人。”听话的年轻人在图书馆里长大,他们相信自己的责任就是去接受西塞罗、洛克、培根们在书中所表达的思想,而忘记了西塞罗、洛克、培根在写这些书的时候,也只不过是图书馆里的年轻人。于是,读书人不再是“思想着的人”,而蜕变为书蛀虫、藏书家、校勘家和狂热的注释学者。这些人都忘记了读书的真正目的——“我们听别人讲,为的是自己也能够说”!他甚至激愤地说:“我宁可不读书,也不愿意任由书的引力把我拖出自己的轨道,以至于我从一个宇宙变成一颗卫星。世上唯一有价值的东西是活跃的心灵。这是每个人都有权利享有的。每个人自身都有这颗心灵,……活跃的心灵才能看见绝对的真理,才能表述真理,或者进行创造。在这种活动中,心灵确是一种天才。……然而天才的眼睛是往前看的。人的眼睛永远长在前额上,而不是脑后。常人怀抱希望,天才却去创造。”他指出,会读书的人应该是一个发明家。正像有创造性的写作一样,也有创造性的阅读:“让书本严格地服从于读者。思想着的人绝不应受制于他的工具。”人在书籍面前应保持一种积极主动的态度,他应该成为书籍的主人而不是奴隶。他应该始终记住: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开启他的心智,激活他的灵感,以便让他投身于创造。每一代人都要写出他们自己的书,远古时代的书籍并不一定适用于此时当下。
我觉得,爱默生在一个多世纪以前说的这些话,对中国学术界来说仍然足以振聋发聩。因为在中国有一个过于久远的“我注六经”的传统,人们不能、也不敢发表自己的独特意见,甚至明明是自己的思想,往往也要伪托古人、名人,才能得以传世。这种传统迄今依然影响着我们。这表现在课堂上,就是教师总是以真理的宣导者自居,学生除了听、背、记以外,没有插嘴的份。因此,中国学生与外国学生相比,基础知识可能比较扎实,而主动精神、创造能力却差一大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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