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物，因为生活最终不是靠城邦来过，而是要靠每个人来过；城邦不是有目的、有意图的动物。与此相应，如果政治秩序的目的在于邦民的幸福，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讲，公共领域永远要为个人领域负责。没有一种对不同于公平分配的善的理解，就不可能有正义，也不可能有对诸善的公平分配。如果德性就是正义，那么德性只不过是美好愿望，它想要做正确的事，却完全不知道正确的事的内容。假设有必要为保卫城邦而牺牲某人的家庭。如果此人对家庭并没有强烈的忠诚，那么这就谈不上牺牲，更谈不上高贵。因此，做一个真正的好邦民的前提条件是不把自己完全奉献给城邦。那么，最好的政制中的好邦民的特征——奉献——究竟是什么？对于他所奉献的城邦的定义性原则，他应该如何理解？
亚里士多德在卷四讨论农民的民主制与手艺人的民主制。作为城邦居民，手艺人对城邦的依赖不断增长，并且相应地以牺牲个人领域为代价。农民则不同，他们在家劳作，对他们来说参与政治是种奢侈，而手艺人能够经常参与[68]邦民大会。像当代每天乘车上下班的人一样，手艺人变得部分地脱离于家庭。手艺人更像是卷三中组成城邦的个人，而非卷一中组成城邦的家庭的成员。农民作为纯粹邦民的程度低于受益人，然而悖谬的是，恰恰由于农民不完全投入公共领域，农民成为更好的邦民。由此，卷三提出的好人与好邦民的关系问题，在卷四得到回答：在好政制中，好人与好邦民是一回事，只要好政制有意地不完善——不是“最好”的政制。政治生活大体上总有缺陷，要让好人等于好邦民，除非让他生活在要求人并不完全奉献给它的政制中。那样一来，好人不会完全投入生活于其中的任何城邦。最好的城邦要求这种情况；次好的城邦则于这种情况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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