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二，“随着‘研究的开展’，我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比我可能有的更舒适的位置上，我是代表着支配或者边缘群体而‘发布声音’。”（4）311译文所谓“随着‘研究的开展”’，原文为by‘studying up’（通过向上研究）。全句说“通过‘向上研究’，我发现，与我假如代表被统治群体或边缘群体‘发出声音’所可能获得的位置相比，我现在处于一个更为舒服的位置上。”这句话中的“我”是保罗·拉比诺。保罗·拉比诺的民族志将上层群体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不像传统民族志那样研究底层群众。“向上研究”，也就是研究统治者、决策者。（5）268—269这正是保罗·拉比诺的独特的研究取向，但却被《写文化》完全忽略了。
例三，“第三个术语：主体，集中在一个权力场域中离开力的直接应用最为遥远的向度上。”（4）311译文所谓“主体”，原文为subjection（服从）。原意为“第三个术语，即服从，关注权力领域中与武力的直接使用最不相干的那个方面。”（5）270既已“服从”，当然再无必要借助武力去征服，但《写文化》把subjection（服从）误译为“主体”，就使整句话不知所云。
各种各样的翻译错误或简单或复杂，总是妨碍读者理解作者的思想。许多原著可称为经典，但其汉译本却存在不少误译之处，因此，经典在译本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很可能会因为译本而遭损害。
克利福德·格尔茨所著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6）汉译为《文化的解释》，在中国人类学界影响巨大。格尔茨关于巴厘岛斗鸡的描述给人印象深刻，但就是在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这一部分，汉译本中也有很多错误。现略举数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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