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广西桂林人，1893年生于北京。1911年毕业于北京顺天高等学堂。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著名学者、国学大师，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 
梁漱溟早年参加中国革命同盟会京津支部，主办天津《民国报》任编辑及外勤记者。1917年，任司法部秘书，同年以《究元决疑论》一文为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所赏识，被邀往北京大学任教，至1924年止。1921年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一举成名。1924年辞北大教职，至山东办曹州中学高中部及重华书院。1925年因时局变化返北京，从事私人讲学。1927年，任广州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翌年，于广东开办乡治讲习所，宣讲乡治。1929年，至北京、江苏、河北、山西等地考察乡村工作，旋参与梁仲华、彭禹庭等人所筹办之河南村治学院，任教务主任，并接办《村治月刊》。梁漱溟受泰州学派的影响，毕生致力于东西文化问题之探讨与乡村建设工作，并取得可以借鉴的经验。著有《乡村建设理论》《人心与人生》《社会主义粹言》《印度哲学概论》《唯识述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究元决疑论》《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中国之地方自治问题》《自述》《梁漱溟教育论文集》《东方学术概观》《勉仁斋读书录》等。

梁漱溟是现代中国著名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本书从“自述”、“我的自学小史”、“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转再变”、“回忆乡村建设”、“梁漱溟先生述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之工作”五个方面介绍自己的成长过程、人生经历和思想形成，通过他的人生实践，使读者具体感受其做人的品格、一生的追求和境界。他一生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把孔子、孟子、王阳明的儒家思想，佛教哲学和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糅合在一起。他把整个宇宙看成是人的生活、意欲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提出以“意欲”为根本，又赋予中国传统哲学中“生生”概念以本体论和近代生物进化论的意义，认为“宇宙实成于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存者也”，“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

自述（部分）
二十三年一月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讲习会讲演

日昨曾说明本院开办讲习会之意义，并非欲在此短时期内传授诸君以知识技能，赶着应用，一如普通之速成班；本院的意旨是因为吾们皆身在问题中，又生于问题最严重之中国，吾们聚合一处，商讨吾们的问题，找出路子，解决烦闷。
今日所讲之内容将先说明我自己，在说明我自己时最可使诸君明白上面“解决烦闷”之意。今日所讲与日昨所讲实相连贯，诸君如已经看过我所发表的文字，其中有两篇皆是说明我自己的。其一即《如何成功今天的我》，见《卅后文录》（商务印书馆发行）。此文系民国十七年在广州中山大学的讲稿，在此文中我曾说明，外间对于个人，往往有许多不同之猜测，以为我为一学问家、哲学家、国学家或其他专家，仿佛看我为学问中人；其实我并无学问。我省思再四我自己认识我，我实在不是学问中人，我可算是“问题中人”。如果有人问我，我现在何以有一点关于哲学、佛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各方面的知识？何以在社会中的有此地位？我的答复，乃是由于问题逼出来的。我当初并无意于求某一方面的学问，或者是哲学，或者是佛学，乃至于政治学、经济学等等，而结果则都知道一点，其所以致此者，问题逼之使然也。当初我亦无意于社会中如何做哪种事业，成就一种地位，而结果能做点事业，有点地位；其故无他，亦问题逼之使然也（看下文自明）。
最近我有《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书的出版，此书系汇集我在《村治月刊》各期内所发表之论文而成。其中第一篇《主编本刊之自白》一文也是表白我自己，说明我自己所以成为今日的我，所以主编《村治月刊》的原因，无一非问题逼迫我，不得不如此也。诸君如已看过这两篇文字，皆可以了解我；但我在今日讲辞中仍愿为诸君说明我自己。
因为本院招收讲习会会员时，曾嘱诸君先写一篇《自述》，俾本院同人对于诸君有一了解；以故我亦应为诸君叙述我自已，使诸君对于我亦得以了解。我之所谓今日所讲与日昨所讲彼此有关系者，意即在斯。以下且先说明我自己。
我之籍贯系广西桂林，我之祖父生于桂林，先父与我则皆生于北京，先母为云南籍。我生于清光绪十九年，今年为四十一岁。我生后身体极弱，较之于寻常儿童皆有不及。六岁时，头目时刻晕眩，有时顿感地动天摇，自己无力支持。医生曾语先父，此子恐难永年，殊可忧也。
八岁时，入北京中西小学堂，此处系北京最先设立之小学堂。入中西小学堂后，即读西文ABC……与教科书等；所可惜者，西文程度迄未见好耳。此中最可注意者，即我从小时候即读教科书，未尝致力于中国学问，读《四书》、《五经》等等。大约凡与我年相若之友朋，类皆读过《四书》，而我则始终未之读也。我之所以从小时候即入学堂读教科书，实因先父之思想趋向“维新”，不欲我讽诵古籍也。
小学未届毕业，即入顺天中学（北京原为顺天府），十九岁时中学毕业。我之受正式教育的时日，即止于此。此后即未能再受正轨的教育，入较高的学校求学。因此之故，诸君或可明白我不够讲学问，亦无学问可讲。良以讲学问必须具有相当的条件与工具。讲中国学问，非知道文字学（即小学）、经学等不可；讲西洋学问，西文不具备相当之根基，亦实不可能。兹二者我皆未尝下过功夫，我又何能讲中国学问或西洋学问？我当初所受的教育，如此浅薄，讲学问的工具，如此不够用，而一般人视我为学问家，目我为学问中人，宁不可怪？然我对于种种学问又似乎都知道者，实即上文所说，问题逼之使然也。我所知者，实是于不知不觉中摸索得来，当初自己并未能料到，乃是误打误撞而来，自已实未尝想到学问究属何事也。
某年，应清华大学之请，作短期讲课。当时梁任公先生介绍我说“梁先生（指我）家学渊源”，我即刻声明，我实在缺乏学问，更谈不到家学渊源。但从别一方面言之，我之一切，受先父所影响者，却又很大。所谓渊源，无宁谓之为性情脾气渊源之为愈也。因此之故，在未说明我自己之前，又不得不先说明先父之为人。
先父为人，天资并不算高，只是太认真，太真实。此点由其思想上可以看出，先父有他个己的思想。本来，为人子者，似不该用批评的口吻，纵论其父若祖；但欲诸君了解我，与了解先君之为人能清楚计，又不得不尔。征实言之，先父之思想，原是浅薄，但他有思想。所谓有思想，即是肯认真，以为这样是对，那样则是不对。他有主见（即是思想），所以有主见，因为他肯认真。徒以天资不高，虽有主见，而所见者甚单简耳。
最可怪者，先父之思想，实与西洋思想相近。他实在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他时时持有一个标准，而依此标准评论一切。他所持有之标准，即是“有用处”三字。他批评世间一切事，有用处即是好，无用处乃是不好，此点仿佛与詹姆士（James）、杜威（John Dewey）等之思想相近——所谓实用主义。他自己虽也曾读书中举，但他最看不起读书人，最看不起做文章的人；因为读书人不中用，因为文章亦不中用。依之，读书人要不得，文章亦不必要。他最不惯看人做诗词写文章，他时常叹息痛恨中国国事为文人所误。一个人如果读书中举，便快成无用之人，如再中进士，点翰林，则更将变成废物而无用。
先父思想之所以如此者，不外下列数种原因：其一，由于他的天资不高，所见未免着重事物，稍涉虚渺处即不能知之，于是所见者皆甚单简。其二，由于当时之社会国家情势，予先父以莫大之刺激与影响。彼时正在曾、胡用兵之后，开出崇尚“事功”的风气，与在乾隆、嘉庆时中国的风气，正是讲汉学者不同。讫于光绪中叶，国际侵略日加；甲午一战，关系尤大。在在使先父感伤国势之危殆，问题之严重，不能自已。同时先父又看到西洋各国之强盛，事事有办法、有功效、有用处，而反观中国，则一无办法，事不见功效，人又无用处。先父之倾向于维新者，实即其人感情真挚，关切国事，及其一种实用主义哲学，主张务实不务虚之故。唯其如此，故不令我读经书而使我入学堂也。
以下须转归说明我自己。我自己的性情与脾气，颇多相似于先父之处。先父天资不高，我自己亦甚笨。我越幼小时越笨，此点诸君或不肯置信，而实则我自己反省时确确如此也。在我说明我自己时，仿佛我站在旁边看我的为人，全是客观的态度。用好字样讲自己的好处时并非夸大，用不好的字样亦不是谦虚，此点最盼诸君能加留心。
我为人的真挚，有似于先父。在事情上认真，对待人也真诚。即先父之视我，亦自谓我与他相似。当我十七岁时，先父曾字我曰“肖吾”，于此可见。在今日我自己反省时，我感觉到我的所以如此者，无一不是由于我的性情脾气所造成。诸君能了然于此后，请进而言事实。
吾人幼小时，心胸中空空洞洞，势不免于先入为主。况加我之性情脾气既同于先父，于是先父的思想，乃成为我的思想。先父为一实用主义者，我亦随之而成为一实用主义者。我入中学时十四岁，国文教师教我的唐宋八大家的古文，我最不高兴。国文讲义，我向例不看，尤其不喜欢空洞的议论，如苏东坡之万言书。至若《庄子》上的文字，更叫我头痛痛恨。因为《庄子》上的文字，富有哲学意味，玄妙极顶。类如“此一是非，彼一是非，是是非非，非非是是”，实在是故示玄妙，完全骗人误人的东西。所有《庄子》、《老子》一类书，我全不以为然。其他如古文、词章、文选派之六朝文章，我无一不厌恶。我从来没有在国文上下过功夫，由此种至狭隘之见解中，亦可以看到我之愚笨为何如，我之认真为何如。此种狭隘之见解，二十余岁以后，才渐次解放。我所有的这半生中，变化极多，许多事从前与日后完全不同样，俨若两人。这在我当初实不及料。在今日我反省过去，我却有以下之“四不料”，其第一不料，即当初最反对高玄最嫌厌哲学，却不料以后反到大学中去讲哲学，致为人目之为哲学家也。
我的至狭隘之见解，几经变化才得逐渐解放。第一次发生变化时，即在顺天中学。同学中有郭君其人者，年长于我两岁，在校中则较我低一班。此君天资极高，彼时不过十八九岁，专看《佛经》、《易经》、《老子》、《庄子》等书，因为我们不同班，不多往来。某日，在校内假山上遇见，乃相偕攀谈，我述我的思想，我说我愿为社会为国家做一番事业，慷慨陈词，自命不凡。郭君笑而不以为然。彼所以语我者，认为我即是想做事业，自己必须先有身心的修养。我语之，我亦看《理学宗传》、《阳明语录》等书。彼又语我，吾人必先将世间之得失成败利害等等，看来无动于衷，由此方可有大无畏之精神，不因稍感挫折而遽尔心灰意懒。如果以我如此之拘谨、狭隘、呆板，专讲有用之学，实不能成大事。必须先明白了很高之学问，日后才有办法。郭君一席谈话，打动了我的心肝，因为这些话无一不是就我当时的思想而加诱导的。自此之后，我不时与他亲近，不时相与往还。他最爱讲谭嗣同之《仁学》，郭君每为我讲时，我即记录其说话。我不敢认他为同学，乃尊之为郭师。每日课后即前往就教，他讲我听，且一一记之，在记录之簿本上题名为《郭师语录》。由此亦不难看出我之认真与愚笨，但好处即在于愚笨与认真。因为愚笨，思想的过程，不能超过他人先走一步，必须走一步后，碰着钉子，乃又反省、转移、变化；“每一步皆是踏实不空，以后又继续追求，向前走去，追求时碰着钉子，乃又反省、转移、变化”，以故我此生时时在变化中。因为有变化，先前狭隘之见解乃得渐次解放，不敢谓佛老为绝无道理矣。以上可说是第一次的解放。
第二次的变化，亦即是第二次之解放，乃是从人生问题烦闷中发生厌世、出世之思想而转变了我之为人。关于我的所以发生厌世思想种种，说来话长，非在此短时期内所可言之无遗，《卅前文录》（商务印书馆发行）有《究元决疑论》一文可以参看，此篇文字系一出世主义之哲学，今日不必在此再赘言之。原其所以然，盖由三层原故：一、感情真挚易多感伤感触，佛家所谓烦恼重。
事功派的夸大心理易反动而趋消极。
三、用思太过，不知自休，以致神经衰弱而神经过敏。但在主观上则自有一套理论，持之其坚且确。因为发生厌世思想，则根本否认人生，更不再讲实利，于是以前以狭隘实利主义乃大解放矣。
我的看佛学书，是自己已经先有了与佛家相近之思想，而后才去看佛学书。我看任何书都是如此，必是自己先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些思想，而后再参考别人的意见。从未因读书而读书。看西洋哲学书亦复如此。友人张崧年（申府）先生以我之思想与叔本华之思想相近，于是乃将叔本华之著作与相关之别人著作介绍给我，这是我看西洋哲学书的起缘。总之，我自己必先有问题与思想然后才去看书。如此展转，如此过渡，如此变化，乃成为今日的我，乃有今日的思想。

自述 
我的自学小史
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转再变
回忆乡村建设 
梁漱溟先生述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