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秀良，1968年出生，河北省高碑店市人，现居石家庄。以文字为生，自诩独立学者、学术个体户。从事民国史与社会工作研究，著有《守望与开新：近代中国的社会工作》。

　　王士珍（1861—1930），字聘卿，号冠儒，河北正定人。行伍出身，凭借过人才智和卓越政绩，受到袁世凯的青睐，成为北洋军阀骨干，与冯国璋、段祺瑞并称“北洋三杰”。1912年2月12日，清朝末代皇帝宣布退位，陆军总长王士珍作为袁世凯的代表前往，亲历了中国君主王朝的最后一次朝见。1918年，身居高位后，王士珍以国务总理的身份急流勇退，隐居江湖。本书真实地反映了王士珍丰富多彩的一生，读来有新意，饶有趣味。

　　● 正定王士珍——草根总理看似乡村老学究
　　王士珍，河北省正定县牛家庄人。他因助袁世凯小站练兵，显赫于清末，与段祺瑞、冯国璋并称“北洋三杰”。王士珍足智多谋，又深藏不露，被推为“北洋之龙”、“三杰之首”。1917年，冯国璋任总统，王士珍组阁，三个月之后便以国务总理身份隐退江湖。近日，河北学者彭秀良爬梳史料，潜心研究，撰写了《王士珍传》一书，解密了这位草根总理非常生活化的一面。
　　——《河北青年报》

　　● 北洋军阀史研究的一个新突破——评彭秀良先生新著《王士珍传》
　　在中国近代史上，北洋军阀集团占有重要的地位。从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北洋军事势力逐渐取代晚清政府的旧式勇营而成为中国国防力量的中坚。后来北洋系的首脑人物又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20世纪前30年中国政治的实际进程。因此，当来新夏先生主编的《北洋军阀史》一面世，立刻受到了学界和社会的广泛重视，北洋军阀史研究也日益成为民国史研究的一个热点。
　　早期的北洋军阀史研究主要是从军事和政治两个方面展开的，基本的价值取向是否定大于肯定。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政治环境和学术环境的宽松，北洋军阀史研究不仅在资料整理、研究范式和学科体系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更注重从揭示北洋人物和事件的真实面目出发，突破了教条主义的僵化思维模式，因而也更加引人注目。这其中，对北洋军阀首脑人物的个案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多建设性的成果，推动着历史研究的深化和细化。但是，在北洋军阀首脑人物个案研究领域的硕果当中，却忽略了一个重要人物，这就是被称为“北洋三杰”之龙的王士珍。
　　袁世凯“小站练兵”成就了三个日后叱咤军政两界的风云人物—段祺瑞、冯国璋和王士珍，他们三人被时人称为“北洋三杰”，以王“龙”、段“虎”、冯“狗”著称于世。与称为“虎”的段祺瑞和称为“狗”的冯国璋相比，王士珍真有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气度，尽管也曾执晚清军界之牛耳（曾任陆军部侍郎、陆军部大臣），入民国后却渐渐远离了政坛，时隐时现。由于王士珍远离了政治中心，他在历史上的知名度也就远远低于段祺瑞和冯国璋，以至于当今的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王士珍还是一个低调做事的人，他的第一位传记作者尚秉和记述说：“公耻于表曝生平，行事绝口不言，人问及，则曰：‘此皆镜花水月，过去即空，述之何益？’以故，宏猷硕画、功在国家者，大半遗失。”留存下来的文献资料稀少，自然影响到了后人对他的研究和认识，王士珍研究也就成了北洋军阀史研究的一个空白点。
　　凭着独特的地缘优势，以研究民国文化史和社会工作史见长的彭秀良先生，勇敢地承担起了为王士珍做传的重任。他研读了大量的历史文献，查阅了民国时期的一些报纸，并多次前往王士珍的故乡—河北省正定县牛家庄村寻访，最终写出了第一本较为翔实的王士珍传记。笔者认为，彭秀良先生新著《王士珍传》可称得上是一项补白的工作，它不仅弥补了北洋军阀史研究的一项空白，而且在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上做了全新的探索，更在研究结论上有新突破。以往对北洋军阀首脑人物的研究，基本上是沿着他们的人生轨迹展开的，虽然也有重点或着力点，但总不过是为揭示人物的历史命运服务的。而《王士珍传》在追述王士珍人生轨迹的同时，将王士珍在历史上的活动划分为军事活动与政治活动两条线索，以这两条线索串起鼎盛时期的王士珍，使王士珍在清末民初军政两界的地位更加清晰，进而廓清了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些模糊认识。
　　在研究结论上，《王士珍传》显得更为大胆，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是对王士珍历史地位的重新界定。以往，人们总是把王士珍看作是北洋军阀的代表人物之一，是阻碍历史前进的。在这本传记中，王士珍被定位于北洋系的首脑人物之一，不认同其为北洋军阀，打破了人们习常的思维定势。做出这样判断的依据，是作者对近代中国“军阀”术语含义及其演变过程的梳理，也是对王士珍人生历程之重要阶段各种史料的仔细解读和分析。尽管留存下来的直接史料数量有限，但作者通过相关人物史料的比对研究，发现了一些很有价值的佐证材料，增强了论证的力量。
　　第二，是对王士珍个人历史形象和北洋军人整体历史形象的还原。王士珍出身贫寒，却屡次升迁，直做到国务总理的高位，主要原因在于他的个人努力。这一结论的得出，是作者仔细追述王士珍个人成长史的逻辑推理，是对王士珍不同时期的境遇进行认真分析的结果。不仅如此，作者还从王士珍注意保护小站居民和江北盐场利益的做法入手，纠正了北洋军人总是欺压平民百姓的非客观历史，还原了一些历史真相。更为可贵的是，作者着重叙述了王士珍两度勇挑维持北京治安重担的史实，揭示了以王士珍、赵尔巽为代表的北洋元老悲天悯人的情怀，从而还原了北洋军人的整体历史形象。
　　第三，是对王士珍游离于民国政坛之外原因的解释。作者将王士珍远离民国政坛的原因解释为他个人的人格修养与道德观念，而非军阀间的尔虞我诈，这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突破。王士珍注重个人的修养，不大喜欢弄权，也就不大愿意介入大规模的政争。虽然梳理过三个月的国务总理，却多半是出于冯国璋的敦劝，以帮忙为意。尤其是他喜交文人墨客，与徐世昌有相似的一面，虽非恂恂儒者，却也有一番“乡村老学究”的模样……
　　——《团结报》载保定学院中文系马景文先生书评

　　得受荣禄赏识
　　正是担任工程营管带这一职位，使得王士珍声名鹊起，缘由竟是御史参劾袁世凯有以成之。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四月，有一个名叫胡景桂的御史采取“舆论”，没有调查，缺乏证据地以袁练兵“克扣军饷”、“诛杀无辜”等罪名上奏弹劾之，所谓“徒尚虚文，营私蚀饷，性情谬妄，扰害一方”。
　　五月二十七日，清廷见胡景桂“拾多款参奏”，遂准其奏，并令北洋大臣荣禄前往查办此案，兵部司员陈夔龙 偕同前往查办。陈夔龙有机会到小站视察袁世凯练兵，返京却惊喜地发现：
　　该军仅七八千人，勇丁身量一律四尺以上，整肃精壮，专练德国操。部队五营，各按方辨色。较之淮、练各军，避垒一新。文忠（荣禄）默识之。谓余曰：君观新军与旧军比较如何？余谓素不知兵，何能妄参末议。但观表面，旧军诚不免暮气。新军参用西法，生面独开，毋庸置疑。——迨参款查竣，即以擅杀营门外卖菜佣一条，已予严谴。其余各条，亦有轻重出入。余拟复奏稿，请下部议。文忠谓　　一经部议，至轻亦应撤差。此军甫经成立 ，难易生手，不如乞恩姑从宽议，仍严饬认真操练，以励将来。复奏上，奉旨俞允。
　　荣禄极力维护袁世凯，不只是袁世凯对其做了很大功夫，也有王士珍的功劳在里面。为迎接荣禄的视察，袁世凯及新建陆军全军上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步伐整齐，虎虎有生气。王士珍还将其自制的水雷、地雷及浮桥等进行了实际演习，精彩的演习使荣禄目瞪口呆。“会协办大学士荣禄奉诏检阅新建陆军，时公方统工程营，凡水雷、旱雷、踩雷及各种制造，独运精思，创制奇诡。荣相阅视，尤为嗟叹。翌年二月，荣相复奉命来镇检阅。荣相之往来须过海河，见公所制帆布桥，步骑炮车行过如履坦途，而散则为舟，可游泳，事过拆卸卷藏。荣相深为惊异，反复来，公复为架布桥。时将解冻，荣相危之。公曰：“勿虑，三日后冻方解。”己而果然，荣相深服公料事精核，特命至寓会餐，谈宴竟夕。后与袁公书，谓公负治国大才，不第长于兵事也。” 见惯了擅骑射的八旗子弟兵，乍看地雷、浮桥这些新鲜玩意，荣禄怎能不吃惊呢？同年冬，荣禄推荐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赴日本阅操。
　　有了荣禄的吹捧，王士珍的名声自然大了起来。“他日，张文襄北上，与公深语，亦目为才识无双”。 张文襄即是张之洞，时任湖广总督，也在训练新军，名为“自强军”。惜才如命的张之洞一定是听说了王士珍的军事才干，才与他做深入交谈的。
　　在小站练兵时期，王士珍还负责官兵的在职教育。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初六日，袁世凯开办讲武堂，专门抽调在职的哨官和哨长学习，规定步队五营各哨官长3人，每日轮调一人来讲武堂听讲行军攻守各法，由王士珍等人进行讲解，切实考询。
　　“北洋三杰”
　　“北洋三杰”的说法是在他们三人跟随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以后出现的。“清季中日之役，国威新挫，朝野岌岌图强，特诏前总统项城袁公，创练新建陆军于天津小站，精整票姚，为诸省冠，实为袁开基之始。究其著速效者，袁公盖得三人焉：曰正定王公、合肥段公、河间冯公，世号‘北洋三杰’者也。三人者，雄才并驾，壁垒斩新。而运筹密勿，进退群才，纲目宏纲，肆应不器，尤王公一人是倚，余子或莫敢望焉。” 小站练兵，我们下面还要专节叙述。时人将他们三人并称，这本身就表明他们之间是存在着某种默契的。
　　冯国璋的四子冯家迈回忆说：“我父亲和王士珍、段祺瑞三个人号称‘北洋三杰’。从天津的北洋武备学堂起，就是同学，并且还成了结义兄弟（我父亲居长，王居次，段最小）。后来，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他们又开始在一起做事。因此，他们之间的感情，向来是亲密融洽的。他们三个人中间，我父亲和王士珍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友谊关系，在我父亲就任代理总统以前和段祺瑞也还是友好无间的。” 原来，他们三人还是结拜兄弟，无怪乎要以“北洋三杰”称呼他们。但是，“北洋三杰”的称号据说却是外国人赠给的。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秋，跟随袁世凯驻扎在山东的武卫右军举行秋操，观操的德国胶州总督称他们为“北洋三杰”。 从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后，“北洋三杰”的人生之路发生了分歧。王士珍仍然回到叶志超的部队，充武备学堂教习；段祺瑞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被派往德国留学，先入军校，后又入克虏伯炮厂实习炮工，归国后才去威海武备学堂担任教习；冯国璋先是留在北洋武备学堂任教习，光绪十九年（1893年）入聂士成军中当幕僚。直到袁世凯练兵小站，他们三人才又聚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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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北洋三杰”这一称呼的解释，以前有多种说法，但我还是倾向于选用丁中江的解释：“王士珍神龙见首不见尾，故曰龙，其实他在北洋三杰中官位不及冯的代总统和段的执政，也未抓过实权，也许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尊他为龙，因为中国士大夫传统风格以让为德；段祺瑞善怒而有威，故曰虎；冯国璋好说话，滔滔不绝，故呼之狗。” 丁中江实际上是从他们三人的人格修养上来说的，却也合乎历史事实。徐青等人分析说：“王士珍这个人，并不把功名利禄看得很重，一生淡泊宁静，胸中深藏城府而不露，善于谋略而不争权势，在政治舞台上时隐时现，滑若蛟龙。因此，北洋派在把‘北洋三杰’形象化时，取‘神龙见首不见尾’之意，誉王士珍为‘龙’。” 这种说法也符合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习惯，而且将王士珍在民国政坛上的表现概括无遗，算是对王士珍“北洋三杰”之龙称谓的最佳解释。
　　勉为其难出任国务总理
　　王士珍之所以出任国务总理，从远处说，是个人感情与冯国璋较段祺瑞亲密，且与冯国璋同持和平统一政见相接近的结果；从近处说，是冯段矛盾激化到无法调和地步的结果。关于王士珍组阁及引退的内幕，张一麐曾有过很精辟的概括：“河间代理总统后，知其素主和平，而北洋将校中倾心士珍者亦占多数，遂罢段起王。其行事不尚阴谋，暮气已深，故小徐、作霖弄兵京畿，王即乞退，仍由段氏组阁。”
　　冯国璋决心罢斥段祺瑞的总理时，去找王士珍，准备让他代替段，王士珍说他和段有几十年的交情，不便直接“取而代之”。 冯国璋属意王士珍，就如李剑农所分析的那样：“王为人和平，颇赞成冯派的对南和平政策。” 但是，尽管王士珍和冯国璋私人感情甚笃，政见也接近，冯国璋请王士珍出任国务总理却是费了很大力气。
　　与王士珍接近的恽宝惠详细地回忆了当时的情形：冯国璋“既已准许段先行辞职，就不得不赶忙地做着下一步的工作——找寻替人。首先是，他坐着汽车亲自出马去到史家胡同拜访了陆征祥，当面要求陆出来组阁，但是这个要求被陆拒绝了。其次是请熊希龄和王士珍一同到府里来商谈组阁的问题。有关他们这次谈话的具体经过，我虽不得而知，但当他们在春藕斋见过了冯以后，跟着便来到府秘书长张一麐（这时，张已由苏州原籍来到北京，我也已回到了第一课主任秘书的本职。但是，那陪同院秘书长到春藕斋盖印的任务，张还是经常让我去替他做的）的办公室里，他们边走边谈，仍然在继续谈他们在冯的面前所没有解决的那个问题。当时，恰巧我也正在那里，先是听得熊说了一句：‘我是绝不做冯妇的！’又听得王接了一句：‘你不做冯妇，我倒可以做冯道！’熊紧接着便笑容满面地说：‘聘老（王士珍字聘卿）既然愿意做冯道，这件事还不好办吗！’这时，便看到王只是微笑着一再地向熊拱手作揖，表示了‘恳辞’的意思。由此，我便意识到：冯的找寻替人的工作，又一次地遇到了挫折。最后是，冯单独地把王士珍又请到府里来，这才商定了由王以陆军总长的名义兼署国务总理。事后，王士珍曾把他所以不得不就的苦衷详细地告诉给我，并且和我说：总统已经对我说了这样的话：‘老聘（这是冯对王的爱称），你还能看我的笑话吗？’你想，我除了勉为其难，还能有什么办法！的确，王实在是勉为其难了！但是，冯竟然能够使得王答应这么做，看来，冯也是够为难的了！”
　　处在冯国璋和段祺瑞夹缝中的王士珍，早就提防着冯国璋要他担任总理的一手，从当时的一则报道中可以看得很清楚。那是1917年11月1日早上，冯国璋让人电请王士珍到段祺瑞家中表示慰问。结果被王士珍误会以为冯国璋要让他自己来担任总理，于是打算到西山躲避。“（冯国璋）遂即电步军统领李阶平转谕西直门及阜成门兵士，遇有汽车往来，不准出城。复派刘侍卫武官赴堂子胡同王宅，谒见聘老。讵料王已出宅，刘武官急尾追至西直门，始将王总长请回，仍回堂子胡同本寓。刘武官以电话报告大总统，元首亲用电话告知王聘老，略谓阁下担任内阁与否，目下先勿须计较。不过请执事先赴段宅，慰留芝泉，王遂允之。” 要他当总理，遇有风吹草动就逃跑，王士珍不愿担任总理的心理于此显露无遗。
　　与冯国璋的友谊
　　王士珍与冯、段的关系不是一般近的，他似乎更注重与冯国璋的友谊。袁世凯预谋帝制自为，段祺瑞公开表示反对，冯国璋则消极抵抗，只有王士珍不动声色，但隐藏之下的态度也是人所皆知的。张国淦看得很清楚：“王则以黄老之学依违期间，一面听袁所为，一面则偏袒于冯（王素不倾向段）。” “偏袒于冯”就是态度上的表示，因此有人将王士珍看作是直系的领袖，冯国璋逝世之后并有直系将领推戴王士珍为首领的风传，其实这是对王士珍的误解。
　　王士珍与冯国璋保持着比较亲密的关系，可以从冯国璋后人的回忆中看出一二。冯国璋四子冯家迈回忆说：“至于我父亲和王士珍之间的良好关系，一直保持到了我父亲的死后。他有时还主动到我们家里来看望我母亲和我们弟兄，也还替我们处置过一些家中的事务。” 人已逝去，还关心他的亲属子女，这本身就是深厚友谊的表露。
　　恽宝惠也在回忆录中，说到冯国璋死后分析家产的事：“在冯的长子家遂的请求下，组织了一个以王士珍为首的分配家产的委员会，我也是其中的成员之一。……冯的遗产，到底在那个委员会的主持下，分配完了，他的家属当时是没有发生任何争执的。” 王士珍主持为冯国璋的亲属子女分析家产，而且没有发生争执，除去分配的公平以外，恐怕也有他们对王士珍人格尊重的成分在内。王士珍是专程从正定赶到北京为冯国璋分析家产的，可能是应冯家人的邀请而来的。据说，王士珍宣布的冯国璋遗产总额为2300万元， 这么一大笔资产肯定会引起子女的争执，王士珍能做到公平分配，也是够难为他的了。
　　冯国璋逝世后，还发生了一件棘手的事情，也是王士珍出面处理的。“冯国璋死后的第二天，第十五师又有‘不稳’消息，到1920年1月4日风声更为紧急，前门外廊房头条、大栅栏、0前门大街一带商店纷纷闭市，以防变兵前来‘借饷’。北京政府得报后，急忙下令关闭永定门，将城内与南苑的电话线割断，并令第九师严密监视第十五师。后经王士珍出面调停，由财政部拨发军饷60万，晚间8时风潮才告平息。” 第十五师是冯国璋代理大总统时的警卫部队，再往前，是冯国璋掌管的禁军，一直归冯国璋节制并单独发饷。冯国璋的去世，使得第十五师官兵感觉失去了依托，这才鼓噪闹事。幸亏王士珍一力承担，才化险为夷，避免了一场祸事，也算是对得住死去的朋友了。

第一章 绪 论
第二章 乡土与身世
第一节 古城正定
第二节 书香门第
第三节 过继长房
第三章 读书与从军
第一节 入塾读书
第二节 投笔从戎
第四章 崛起军界
第一节 北洋武备学堂
第二节 赴朝作战
第三节 小站练兵
第五章 跟随袁世凯
第一节 剿抚义和团
第二节 北洋常备军
第三节 辛亥风云
第四节 袁氏当国
第六章 政坛生涯
第一节 江北提督
第二节 三度入阁
第三节 国务总理
第四节 从政余韵
第七章 调停政争
第一节 府院冲突
第二节 张勋复辟
第三节 冯段矛盾
第四节 直皖战争
第五节 直奉战争
第八章 维持京城治安
第一节 京师临时治安会
第二节 京师临时治安维持会
第三节 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委员长
第九章 性格与交往
第一节 乡村老学究
第二节 结交文友
第三节 “北洋三杰”
第十章 实业与资产
第一节 个人财产
第二节 实业投资
第十一章 身后荣辱
第一节 入土为安
第二节 妻妾儿女
第三节 墓庐兴废
附录一 王士珍生平年表
附录二 德威上将军正定王公行状
附录三 德威上将军正定王公墓志铭
附录四 王士珍研究著作篇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