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田几多郞的国家观研究》：
西田承认日本文化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却反对把日本文化也定性为儒教文化。“毋庸置疑，在东洋立国，在生生不息发展沿袭的我国国民的日本文化的根基处，有东洋的东西。”“（日本文化）受到了来自中国文化的诸多影响，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然而，从中国文化具有的儒教性思考方式人手，就把我国文化也考虑成是教学性的，并且认为必然是如此的思考方式，我是不能同意的。”西田认为，在日本文化中存在与中国文化截然不同的性质，这就是在历史上形成的日本文化的特殊性。“在我国文化的根基处，有与中国文化在根本上相异的东西。所谓儒教的道德国家等（思想）并未深深地植根于我国文化的真髓之中。在我国国民思想的根基处有肇国的事实，且只有历史的事实。我们是以此为轴心形成的一个历史的世界。”①所谓“肇国的事实”，是指来源于肇国神话的“日本历史”的起源，西田把这种“肇国的事实”“历史的事实”当作了“历史地形成的”日本文化的根源性因素，为了更加明确地表述，西田进一步把日本文化的核心定位为皇室，把日本历史和文化的形成原理定位为皇道。
西田从皇室在日本历史上的存在原理人手推导日本文化的“特殊性”。在《日本文化的问题》中，西田论证了以皇室为中心的日本历史的发展过程，并详细阐述了日本文化具有的“历史性”和“生命力”。西田认为：“回顾经历数千年的以皇室为中心生生不息发展形成的我国文化，它作为整体的一与个体的多之间矛盾的自己同一，是从被创造者到创造者，在任何时候都是创造性的。”②“创造性”的日本文化的最大特征和“优越性”就是以皇室为中心。
西田认为：“在我国的历史中，万世不易的皇室作为时间的、空间的场所，主体性的东西被包含在皇室之内。”③西田把皇室定位为日本历史发展中“矛盾自己同一”的“无的场所”。按照西田哲学的“场所逻辑”，皇室这个包含过去现在未来的“场所”就是历史世界中的“终极宾词”，它包含历史世界中的所有事实。于是，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西田将其哲学实在论的基本命题——“场所”理论与皇室联系起来。在此后关于国家、民族、世界问题的解读中，西田频频论及皇室具有“矛盾自己同一的场所”的本质，并一直以这种皇室理论为出发点论述日本的“国家道德”和“国体本意”。
在叙述日本文化“历史的形成”问题时，西田竭力突出日本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其中包括日本文化具有能够克服将自身“主体化”的特性。西田认为，与中国历史上的易姓革命传统不同，日本历史上虽然出现了诸如苏我氏、藤原氏和幕府将军等“权力主体”，但是，“万世不易”的皇室始终存在于这些“权力主体”的背后，并“超越于这些主体性的东西之上，作为主体的一与个体的多之间的矛盾自己同一，位于这个限定自己自身的世界之中”，日本历史上的权力转换都是以皇权复兴的方式完结的。“在我国，所谓复古总是被称作维新，并不是单纯地回归到过去，而是作为永远的现在的自己限定，一步步地向前迈进。”①西田认为，皇室在日本历史上的存在与中国的皇帝、西欧中世纪时期强大的教皇势力的最大区别是，中国的皇权和西欧的教权都是权力的主体。只有在日本的历史中，“万世不易”的皇室作为时间的、空间的场所，既超越于苏我氏、藤原氏等政权主体之上，又包含这些权力主体。也就是说，与中国、西欧历史上的掌权者相比，只有日本的皇室是超越于权力主体之上的“矛盾自己同一的世界”，日本历史上皇室的这种独特的“超越性”，成为日本文化有别于中国文化和西欧文化的突出特征。
从超越“主体性”的皇室就是“无的场所”这一结论出发，西田很容易推导出对皇室的“翼赞”就是国民基本道德的结论。“皇室作为矛盾自己同一的世界，作为包含过去未来的永远的现在，所谓我们到任何地方都是来源于皇室并以皇室为归宿，必须是万民辅翼的思想。因此，所谓我国国民的道德，必须是建设历史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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