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研究》：
对于个体在私人经济领域过度追逐私利所导致的社会危机问题，不是当代中国现在才出现的问题，国外在近现代以来的市民社会发展中，也遭遇了同样的困惑，并且研究者还给出了自己的思考和解决方案。弗格森生活在西方近代的市民社会时期，他认为当时社会不再崇尚美德，社会公正似乎遭到了怀疑，社会的道德基础发生动摇。他还主张个人有欲望不是不能理解的，正因为有欲望才使人有了前进的动力，但是如果人要是纵欲无度，则可能远离幸福而走向堕落。他肯定商业发展对个人和国家的积极意义，但是个体在醉心于谋利的时候，牺牲个人的其他方面的追求，“对利益的渴望压制了对完美的热爱，私利使人想象力冷却了，使心灵变得冷酷无情”①。消除这些社会病症，弗格森抱着乐观的心态。他希望能够借助传统社会的道德，以形成解决近代社会种种问题的良药。其认为社会的诸多乱象，源于个人欲望的驱动，如果消除社会的病症，需要重新定义人与社会的关系。人是社会的天然成员，当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则要牺牲个人保全社会。虽然个人能否或者在何种程度上牺牲个人利益，以成全社会利益，这可能是弗格森一厢情愿的想法，但是他的设想至少为人们思考今天的个体发展所产生的社会负面影响.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启示。
涂尔干则从职业分途所致的社会联结弱化的视角，探究有机社会的构建问题。涂尔干把社会团结分为两种类型，即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机械团结是前工业社会的社会团结形式，以个体的相似性和集体意识为基础，是一种社会相似性构成的总体。而有机团结是指在社会劳动分工的条件下，通过分工的功能性依赖所形成的社会有机整体。从机械团结走向有机团结，标志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工业革命带来的机器化生产，对社会分工提出了要求。社会分工一方面使社会职能专业化特点更鲜明，个人获得的自由空间更多，传统社会的集体意识控制却减弱；另一方面在专业化背景下的社会联系纽带尚未建立，传统社会的集体意识又在消解，社会缺乏道德规范的约束，社会失范问题由此而生。集体意识衰落，社会分工造成个体分离，利己主义得到发展，而部分个体往往不能满足已经获得的成就，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暂时感官的快乐，还要追求更高的目标，他们因此成为为自己欲望而活的奴隶，有的甚至为自己的失败而自杀。涂尔干认为，鉴于社会危机是因道德规范缺失而产生，所以在职业分殊的现代社会重建秩序要从道德维度着手。①他选择了从国家和职业团体两个方面作为道德建设的路径。一方面国家要把个人从家庭、行会、公社等次级群体中解放出来，就要渗透到次级群体当中，用国家主义的普遍利益代替群体的特殊利益；另一方面国家对解放出来的个体负有教育使命，要让个体不能只是一个利己主义者，还要关注社会总体目标，在他人或者群体之间建立互惠和合作关系。从职业团体这方面来说，一方面可以通过社会分工对社会成员进行功能性整合，弥补国家在这方面整合能力的不足，从而使职业群体成为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纽带，发挥职业群体向国家传递个人意见，以及组织社会经济活动的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制定职业规范，确定雇主与工人以及雇主之间的权责关系，同时遏制利己主义的膨胀发展，提升个体的职业道德水平和社会整合能力。涂尔干希望通过国家和职业社群加强社会道德建设，以此消除社会发展危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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