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在赴英之前，对西学已有了解，对当时那种认为西方道德、理智和精神低下的流行观念不以为然。他似乎是带着一个问题来到英国的，这个问题构成了他所有观察和思考的基础。这个问题也就是洋务派人士头脑里的核心问题：西方列强之所以富强的秘密是什么？正是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而不是闲逸的好奇心，引导严复热切地考察英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思想。
当严复在英国留学时，实证主义哲学正风行英国。英国实证论者的思想观点和思想方法，给严复以很大的启迪。君主立宪、自由、平等的思想，以及达尔文、斯宾塞的进化论思想，对严复影响至深。留英三年期满，严复学成回国，到北洋水师学堂任职，先后曾任总教习（相当于教务长）、会办（相当于副校长）、总办（相当于校长）。在这里，他度过了二十年的时光。这二十年是严复最有抱负的时期。他怀有经世安邦之志，很想大展宏图，干一番事业。他的宏伟抱负，就是“得志当为天下先”，探索改革之路。他在与同事朋友的交谈中，指陈时弊，宣传新思想，常常语惊四座，以致引起李鸿章的不满。他在八年中，曾四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没有成功。对于旧体制的切身之痛，使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变法革新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1895-1898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遭失败，使严复受到巨大刺激，遂转入他一生中思想最激进的时期。他大力提倡新学，反对株守旧学，成为倡导维新变法的著名理论家。1895年，他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亡决论》等五篇政论文章，对中西文教、政治、道德做了比较，鼓吹变法自强。其间社会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翻译出版的《天演论》一书。这本译著向中国输入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新观念，为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树起了一座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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