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编 近代哲学与文化
绪论：近代哲学与文化问题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经过太平天国革命，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到1911年辛亥革命，最终推翻了清朝政权，结束了连绵2000余年的封建专制，但是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却并没有就此完成。历史的发展向中国近代社会提出的中心问题是：“中国向何处去？”中国近代哲学正是围绕这一问题发展起来的。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期间，是中国近现代哲学的酝酿准备时期，主要以龚自珍、魏源、洪秀全、郑观应等人的哲学思想为代表。在戊戌维新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等人都比较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哲学思想，标志着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开始形成。后来，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章太炎等人适应民主革命的儒要，把资产阶级哲学推进了一步。孙中山的以进化论为特征的哲学思想，达到了较高水平。
1、自然观
从龚自珍到郑观应，其自然观基本上属于中国传统哲学的范围，他们用以说明宇宙的，仍然是“天地”，“太极”、“虚无”、“道”、“气”等概念。从康有为起，哲学家们才开始注意吸取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来构造自己的宇宙观。康有为用“热重之力”、“光电”、“原质变化”来说明中国古代哲学的“气”。谭嗣同则用“以太”代替气的本原地位。严复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于“质、力相推”演化而成的。章太炎早年也重视西方的自然科学，后来接受了佛学影响，认为“此天然界本非自有，待见识要求而有”。孙中山比较自觉地把自己的自然观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他在《孙文学说》里指出：“元始之初，太极（此用以译西名‘以太’也）动而生电子，电子凝而成元素，元素合而成物质，物质聚而成地球。”
2、社会历史观
在中国近代哲学中，哲学家们对社会历史问题尤为注重。龚自珍和魏源用《春秋公羊传》的变易学说探讨社会历史问题。他们虽然承认历史的变动性，但仍强调以心为本。洪秀全、洪仁轩为了否定清王朝的统治，塑造出一个“皇上帝”，说他是“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人类社会由他“主宰理化”。
在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提出以三世说为内容的历史进化论，认为人类牡会从君主专制的“据乱世”，进到君主立宪的“升平世”，而后达到民主的“太平世”，这是历史的必然。但他认为，儒家的“仁”是全部历史的基础。谭嗣同也认为，君主专制和传统名教是“据乱世之法”，必须革除。他提出“通”的思想，主张革除封建专制的等级制度而达到平等。但他极度夸张“心力”的作用，提出“以心挽劫”。他还认为，历史的主人是圣哲、教主，盼望中国出现孔教之马丁·路德，以挽救中国的命运。严复与康、谭有所不同，他力图应用自然科学的进化理论去阐明社会历史问题，但最终却陷入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改良派中，梁启超以进化史观否定了传统的“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这是一个进步。但他的历史观是英雄史观。他说：“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
革命派章太炎从进化史观进而宣传社会革命论，反对康有为等人的庸俗进化观，提出俱分进化的理论。认为人类社会中，善和恶、苦和乐、先进和落后是同时并进的，因而对人类社会的前途抱悲观态度，甚至提出实现无政府、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无世界的五无主张。孙中山倡导民生史观，说“民生为社会进化的重心，社会进化又为历史的重心，归结到历史的重心是民生”。他重视民众的经济生活，有进步意义。但把社会进化发展的原因归之于抽象的“人类求生存”的欲望，仍然属于唯心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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