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儒学史的辨正与钩沉》:
对海门而言，江与河的比喻，是指具体时空中的存在类型和样态。儒和禅的不同，正如江与河一样，是具体时空中不同的存在。这种万事万物在具体时空中的差异，作为“百虑”和“殊途”，是无需也不能求其一致的，正所谓“因缘之应迹难齐”，所以海门说“欲合一，虽至神不能”。另一方面，虽然江与河在具体的时空中各自有其不同的存在方式，但二者的性质、功能和归宿却是相同的。性质都是“湿性”，功能都是“流行”、“利济”，归宿都是“到海”。就此而言，作为“一致”和“同归”，儒和禅之间的共性也是无从抹杀的，正所谓“心性之根宗无二”，所以海门又说“必歧为二，虽至愚不许”。如果能够明了儒与禅“不可分”、“不可合”各自所在的意义层面，那么，“理一”和“分殊”可以两不相妨而一体无间。海门所谓“了此无二之宗，何因缘之不可？顺彼难齐之遇，何心性之不存？”正是此意。如果不通“理一分殊”之旨，不能明了儒与禅之间分合的意义层面，那么，其弊就不免会使儒与禅都偏于一端而未能得其整全。对儒家来说，如果视禅为“异端”，“使忘言绝虑之旨、知生知死之微，皆推之于禅而不敢当之为儒”，儒家自然只有“粗浅淡薄”的一面；对佛教而言，如果视儒仅为“世法”，“使日用饮食之常、经世宰物之事，皆推之于儒而不敢当之为禅”，佛教则“不可以治家国天下”，所谓“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以及“行住坐卧，皆是禅定”、“担水砍柴，无非妙道”，就都无从谈起了。海门所谓的“儒者之过”和“禅者之过”，正是对儒家和禅宗仅得一面的结果。在他看来，前者是“不知孔子之儒”，后者是“不知如来之禅”。而要了解“孔子之旨”和“如来之旨”，对海门来说，必须分别到“濂洛以后诸儒”和“曹溪以下诸师”那里去探求。显然，对海门来说，宋明理学和禅宗各自代表了儒家和佛教的真精神。
笔者曾经指出，晚明阳明学发展出了一种“理一分殊”的多元主义宗教观。这种宗教观既肯定“百虑”，又信守“一致”；既肯定“殊途”，又信守“同归”。虽然认为具体时空中任何一种人类的精神传统都不能以根源性的“道”本身自居，只能是统一性的“道”的“殊相”，但由于同时并不否认宇宙间存在根源性和统一性的“道”，所以也不会流于相对主义。事实上，海门的《佛法正轮序》，正是这种“理一分殊”的多元主义宗教观的最佳见证和说明。笔者以往的论述并未引用海门这篇文献，这里也恰好可以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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